先秦及西汉的礼法之争

作为一种统治原则的论争,晚清的礼法之争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于中国历史的,早在先秦及西汉时期就存在着类似的争论。一是封建制度酝酿与确立时期———春秋战国的儒法之争,一是封建制度调整与修正时期的西汉的盐铁会议。这两次礼法之争与清末的礼法之争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并同时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礼与法矛盾演译逻辑线索上的重要环节。     

沟通与融合:中西法律思想之间的精神漫游——评《知识、信仰与超越:儒家礼法思想解读》

一 海德格尔在一次与日本学者的对话中提到,如果语言是存在和思想的家,那么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就不是栖居在一个家中,这种不可通约性使两者间的有意义的对话变得几乎不可能.     

论先秦儒家的礼法思想及其当代文化价值:先秦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研究

先秦儒家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安定 ,认识到道德教化固然重要 ,但也不能排斥刑罚强制力量的作用。提出了“德刑并举 ,先德后刑”的礼法思想 ,并且考虑到了执法者“人”的因素。这对当代我国重视法制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诸子百家的社会和谐主张

变社会动乱为天下和谐,贯穿着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始末。孔子不忍礼崩乐坏,总结夏商西周的兴亡经验,主张克已复礼以德治国。孟子沿着孔子的思路扩展,形成了仁政说和养气说,使德治思想得以全面发挥。儒家是从统治者的历史经验升华起来的学说,有待新的时代的检验,其实践遇到挫折,便遭到怀疑。受到忙于耕种织、难于温饱的劳动阶层的怀疑,儒学便成了“繁饰礼乐”、“倍本弃事”的伪君子,产生了墨家的兼爱思想;受到了因战乱沦落而心灰意冷的知识阶层的怀疑,孔子便成了奚落嘲笑的丑角,产生了老、庄道家深邃的关于自然和社会规律的思考;受到急功近利欲王欲霸诸侯们的怀疑,孔孟王道政治便皆不见用,产生了商韩激进的法治实践。儒、墨、道法的学说,实质上是以德、以爱、以道、以法治国四种社会和谐主张,其优劣互见,长短互补。战国末年,荀子识力超拔,在批判各家学说的基础上,形成了适合社会需要的带有总结百家之学意义的社会和谐思想。     

刑法文化解释问题研究

刑法解释是将纸面上的刑法付诸实践的重要一环,是刑法解释学的本体。我国现阶段的刑法解释学过于注重刑法解释方法的研究,使得刑法与社会生活面临不同程度的脱节。对于刑法立法、刑法解释而言,进行经验积累式的解说,实际上是让刑法回归生活的重要表现。可以说,在对刑法进行文化的解释,是对刑法经验积累的重新回顾。刑法解释必须结合本土文化展开,才能使刑法重新获得其生命力。     

论唐代的早期家庭教育

由于唐代统治者用法令将直系长辈教育子女的权力法律化,使得早期家庭教育得到一定的重视和发展。胎教理论的提出,是儿童家庭教育理论的一大进步,表明唐人对儿童家庭教育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而统治者打破门第观念,实行科举取士的用人政策,则是促进早期家庭教育发展的直接动因。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除了六朝以来沿袭下来的士族礼法教育外,增加了科举教育和文学教育,具有很强的现实功利性。     

柏拉图《治邦者》中的宇宙神话

在《治邦者》中,埃利亚的异方人讲述了一个宇宙神话:宇宙有两种旋转方式,与此相应,人也有两种生活状态。吊诡的是,神话整体看似倾向于无神论,其实这反映的是当时雅典的礼法真空状态。异方人用这个神话向苏格拉底发出邀请,请他重新为民众制礼作乐,编织新的诗教传统。     

荀况对孔子政策思想的变革及其现实意义

孔子创立了儒家政策思想理论体系,荀况则对孔子的政策思想进行了重大的变革,纳法入礼,礼法结合,既重教化又重刑化,使儒家的礼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汉以后所独尊的儒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荀况的政策思想,对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代判词语言的法文化视角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外壳,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以清代判词语言为视角,可以清楚地看出清代判词深厚的礼法文化背景。这种法文化对它的载体施以法的影响和制约,这种特定的法律文化造就了清代判词语言特有的风貌:雅俗相谐、质而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