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黄汝亨的宗教经验与八股文观念

万历年间,宗教经验与八股文文风以非常微妙的方式相互映照、相互鼓荡,形成了复杂的关联关系。黄汝亨是万历年间重要的八股文选家,在准备举业、教授门生时,他屡屡谈及举业之文与佛经道藏的关系。通过梳理黄汝亨的宗教经验、知识结构以及八股文观念,我们可以看到,万历年间,士子将佛典道藏的义理、词汇等融入官方的考试文体之中,突破了八股文的文体边界。但是,这种文体越界的最终结果却是强化,而非摧毁了官方的考试规范。     

从《历代文话》看策的文体特点

策是中国古代科举最重要的文体。学术界多从历史学的角度考证科举试策的程式,尚未论及策的文体特点。历代文论家对策的分类各不相同。因为是应试文体,策带有浓厚的制科习气。人们对历代杰出的策文及其作家作了深入的分析,值得后人借鉴。《历代文话》未收策学类著作,十分遗憾,建议再版时补上。     

科举考试制度下的宋代房屋租赁业

有宋一代,右文崇儒,科举制度是宋代社会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这造成了在京外省考生长期大规模的滞留,为京师的房屋租赁业提供了长期而稳定的客源.而考生个体需求的不同又造就了租赁形式的不同:从主体构成上看,可分为单独租赁、与人合租;从租赁时间上看,又可分为短期租赁与长期租赁.科举人口对京师房屋租赁业影响甚巨.     

科举文化下的卑微人格——《儒林外史》中严监生形象分析

严监生是一个有着丰富个性的文学典型,与科举文化有深刻的联系。他处于一个迷科举重功名的社会文化语境中,也存在于一个写儒林以异化与扭曲的文本语境中。他也是一个被科举文化扭曲了人性的人,其慷慨又吝啬的矛盾行为取决于他自视低下,胆小谨慎的卑微人格。     

从清初科试论侯方域的晚节问题

侯方域作为“复社四公子”之一,在明末清初的士林中颇具影响力和号召力。但因参加顺治八年（1651）乡试一事,侯方域在人格与道德上遭到世人质疑和批判。另外,又因为《桃花扇》中的戏剧形象深入人心,后人对他的认识亦多有争议,而这种对其为人的偏见甚至还延及了对其诗文的客观评价。本文本着“了解之同情”的学术态度,通过解析侯方域的诗文作品,对其从归隐到应试的心路历程进行全面观照,从而尽可能地还原易代士人的生存状况与心灵困境。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清代科举辅助性助考设施刍议

清代地方士绅为方便科举考试顺利举行,捐资建造了多种辅助性助考设施。主要包括专为认保廪生建造的廪局、专为送考教官建造的学师行寓,专为考生入场点名建造的防雨公舍等。诸多辅助性助考设施的建立,表明清代科举制度和科举社会已经发展到了顶峰。     

明代选举制度与八股文的文化职能

随着科举制在明代选举制度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作为科考首场考试内容的经义、四书义,即后世所谓八股文,遂成为最主要的选拔人才的依据.然而,八股取士却不尽符合执政者的用人理想.实才、德行与文艺:实才需要借助庶吉士制度和进士观政制度加以培养,德行也只能落实为对儒家经典知识的熟练掌握;而士人对经典的解读又有严格的限定,则真正在选拔过程发挥作用的只有文艺而已.而八股文最重要的文化职能--控制和引导士人意识形态的作用,实则实现于八股文成文之前,亦即士人们潜心研读四书、五经的过程中.     

论明代“御用文人”的文学活动

明代"御用文人"群体及其文学活动,至少在生存样态、业务范畴及创作祈向等层面与科举制度存在关联。明代"御用文人"的主要来源是科举中人,相应地,其群体性职业取向也并不满足于担任单纯的文学侍从职务。其业务范畴既包括"典型御用文学活动",也包括与科举有涉的"非典型御用文学活动"。其创作祈向在整体上固然体现为"润色鸿业",但未尝不受科举背景的潜在影响。     

从"以子妻之"到"榜下捉婿"——宋代择婿婚姻探析

在中国古代,两情相悦的自由恋爱和门当户对的媒妁之言是婚姻的主要形态,但在这两种婚嫁形态占据主导的同时,还有多种介于其间的亚形态存在,其中很值得一谈的是盛极一时的"以子妻之"式择婿婚姻,而"榜下捉婿"则是这种婚姻的极端表现形式.文学作品中所谓"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等,均与这种择婿婚姻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