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的衰落和制度化儒家的解体

制度化儒家是传统儒家的基本存在方式。本文从讨论科举制与制度化儒家的关联入手 ,分析了科举制度在儒家制度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近代以来科举制的衰落对制度化儒家的影响。指出人口的压力、国内的社会动乱、科举体制的恶质化 ,导致了儒家与权力和“真理”的联系逐渐松散 ,而新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与儒家教育观和人才观之间的根本矛盾 ,使得科举制被最终废除 ,制度化儒家也就此逐步走向解体     

洋务派与传统文化资本的初始陨落--从洋务派的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探讨

法国社会学大师皮埃尔@布迪厄在其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的"文化资本"一词很有启发意义,借用"文化资本"概念来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本在近代的陨落,有益于对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理解,洋务派的新型人才观及其取才实践对传统文化资本形成了第一次强烈冲击,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本陨落的初始阶段.     

科举、学校到学堂与中西学之争

晚清历经半个世纪的科举与西学之争以及中西学校(堂)之争,说到底都是中西学问之争,所争即新旧学问的优劣消长.既然科举制始终无法安顿西学,纳科举于学堂,以学堂兼容中学就成为另外为数不多的可能选择.而由此形成的新学,实际上是西学以及以西学为表现形式的东学战胜中学并进而整合中学的产物.这种不是同化外来文化,而是被外来文化所同化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相当罕见.其结果,一方面推动中国进入欧洲中心笼罩的世界,一方面造成中国文化形似而实不同的断裂,被肢解的中学失去道德伦理的作用,用西式的观念看待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难免误读错解,使得中国文化之于人类前途的重要选项价值无从显现.超越以变化为进化、以现在为现代的观念,重新检讨清季教育变革的因缘得失,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必由之路.     

略论唐代的科举,任官制度与书法艺术

唐代为科举制度初行期，作为新生事物有其活力，其某些情况与做法（如进士科行卷等）属空前绝后；而唐代任官须经考核始实授，其中包括书法。唐代又是书法艺术发展的高峰期，代表了特有的时代风尚与士人健康的文化心理。书法与科举、任官密切相关，而科举、任官制度则有力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与元中期学风的转变

元代中叶科举考试的恢复，奠定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从而引起了元代中期学术风气的变 化，这种变化主要有三个特点，即趋于正、趋于实、趋于古。这种学风，对元中期雅正文学 思潮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     

金代前中期赋钩沉与探析

金朝以律赋取士,律赋大行于世,佳作颇多,但作为科场之文,弊端不一而足。有识之士振而起之,南渡以后古学兴起,古赋渐盛。由于末期兵乱、文人不喜刊刻文集、律赋弊端等原因,金朝现存赋作很少。金朝前期献赋之风较盛,赋题与当时君主的活动或时政相联系,科举赋则反映了金朝崇尚武功,并向往汉族文治,欲一统天下的情况。中期科举赋在海陵正隆二年之前日趋揣摩逢迎,此后走向规范化,从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文人赋则或说理记事,或咏物抒情,律、古兼工,成就较高。前中期还出现了佛教赋、医学赋、相学赋,反映了律赋向非文学领域的渗透。     

论明代的平民入仕

明代的平民士子通过科考、举贡、捐纳、军功等多种途径进入仕途，由民变官，导致了明前期社会上升性社会流动的空前活跃。这一现象的产生是由封建生产关系的变动、科举的兴盛、层级结构动摇、等级观念淡化等多种因素促合而成的。平民入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官吏队伍素质，强化了封建统治机制，活化了社会层级结构，具有较积极的意义     

堕民：历史深处的苍凉背影

堕民，人们通常读作“堕贫”，亦称“丐户”。数百年来，被视为“贱民”之一种。在封建科举时代，他们不得赴考，也不能出资捐官。明徐渭《青藤书屋文集》载：他们“男不许读书，女不许缠足，不许与平民通婚”，只能做“猥下杂役”。这正如鲁迅在《我谈“堕民”》一文中所说，他们“在悲苦和被人轻蔑的环境下过着日子”。     

近代日本的科举评价与文明转型

近代日本的科举评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最初,日本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大加赞美,希望借其树立起日本近代的官僚制度;继而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它的落后性而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最后则是将它还原为中国的本质性的存在,针对中国文明本身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与批评.在近代日本科举评价的转变过程中,东西文明二元论框架下的西方话语霸权以及日本谋求自身文化建构的主体意识,产生了最为深刻的影响.当前,我们应当站在全球化历史学的、多元主义文明观的视角,给科举制度以合理而公正的评价.     

明清科举史分期研究

明清时期的科举是中国科举史上的成熟期与鼎盛期,但又是它的衰落期与终结期,对其进行分期是研究的基础工作。但学界尚未对明清科举进行过分期研究。根据明清科举发展历程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与阶段性,可以将其分为：探索期、发展期、繁荣期、衰落与终结期,总结每个时期的特点,厘清科举史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