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比兴》语境中“兴”义的剖解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对"兴"义的描述本可按照当时已经明朗的审美路线进行阐发,但刘勰描述"兴"的概念,以毛诗、郑笺、离骚经为依据对象,从它的经学诠释意义出发,旨在讽谏教化。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刘勰的经学趋向、"兴"具有浓厚的经学传统、指责作文时弊。     

何休"三世说"浅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重要思想之一.董仲舒将鲁十二公按照时间远近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在董说的基础上,何休将三世发展成为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社会由衰乱世向太平世发展的过程便是王化由鲁扩散到诸夏,再扩散至夷狄的过程.在<公羊解诂>中,何休将<春秋>众多书法纳入其三世说,如大夫卒日、大小国之别、夷夏之辨等.何休"三世说"深化了<春秋>王鲁、夷夏之辨等义理,促进了公羊学说的发展.     

从"君臣之义"到"君臣道合"——论唐宋时期君臣观念的发展

语汇是思想的表现,语汇的变化也是思想观念变化的反映。从先秦时期既已广泛使用的君臣之义,到隋唐之际开始出现的君臣道合,虽然二者的内涵有相通之处,但无论是语境还是语汇所折射出的政治意义都不能简单地等量齐观。这一语汇上的变化所揭示的是唐宋时期君臣双方对二者关系的一种新认识。     

《八十二种苗图并说》的成书年代考证——以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为研究文本

《八十二种苗图并说》成书年代至今争议较大,但多数主张成于嘉庆时期。该书作者和研究者都认为,白仲家、车寨苗、鸦雀苗、黑脚苗、郎慈苗和六洞夷人等族称,为《百苗图》首次启用的称谓。事实上,这些族称在乾隆时期余上泗《蛮峒竹枝词》中已出现,且其所述内容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十分相近。这足以说明《八十二种苗图并说》中所发现的新族称是在乾隆时期启用的。《八十二种苗图并说》当成书于乾隆中期。     

词语的称指意义

语言的称指意义是语言意义的一个重要层面,在阅读与表达的双向体认中,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本文从称指意义的狭义层面进行探讨,认为,称指的语法意义、内容意义和语用意义表现为语言称指意义基础层面的内容,其目的在于为称指解读意义和表达意义提供知识内容和方法依据,成为第一个层次的内容.称指意义的第二个层次为其实践层面的内容,包括解读和表达两个方面.     

霍桑及其《红字》之二:“海关”及通奸罪的政治解读

本文是系列论文“霍桑及其《红字》”的第二篇，对小说的“超长”绪论和通奸主题作了一个政治解读。霍桑因党派倾轧被解职，将对美国政治传统的满腔愤怒泼墨于《红字》序言之中。他选择了通奸这个最敏感、最忌讳的题材作为《红字》的主题，对北美的清教传统进行了清算，借古讽今，直抒心中“不快之事”。     

“截断众流”与“中西互释”——对中国哲学史研究中两个问题的讨论

在近百年间被归于中国哲学这个大题目下的研究内容中间，存在两个可称为“截断众流”和“中西互释”普遍方法，但相关的学者在运用的当中却缺乏针对它们的清晰论说与系统反思，本文就希望较全面澄清这两方面可能存在的种种问题。前一问题关系到我们对中国哲学史前史的认识：一个动态的思维变迁过程并不等于一幅静态的社会历史图景，如果希望完成一部完整的学术史，现在有必要为中国哲学添补一段“史前史”而不是求助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决定论，但这一工作到目前为止对中国人来讲却仍困难重重。至于第二个问题因关涉整个中国哲学研究的合法性显得更加重要，至今为止的种种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的对中国古代哲学的阐述都缺乏可靠依据，我们不能保证已经获得了贯通中西学术的统一标准，比照佛学入中土时所经历的“格义”过程，也许会对我们理解现在西方哲学的传入有所帮助，我们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取得足够的谈论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的话语，或另辟蹊径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国学的存在     

《文心雕龙》之“典雅”论

刘勰对文学作品的"典雅"特征很重视,当前学界多认为"典雅"与儒家经典的思想内容和风格相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里却有一层更重要的内涵被忽略了,即"典雅"是"六义"的体现."典雅"不只限于对儒家思想内容的学习,也不是要学习经典质朴的文风,最主要的是要学习经典的创作原则,即文有"六义",概而言之,是做到"文质彬彬",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结合.     

“格义”之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早期会通的思想史考察

清末民初之际，作为一种思潮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就不断与中国历史文化相融合，走过了漫长的中国化历程。在早期传播过程中，深受传统文化濡染的中国知识分子借用“格义”之方法论，用本土固有的思想媒介，如大同、井田制、墨子等，比附接引源于西方异质文明的社会主义。尽管他们学习不够系统，理解并不深刻，宣传介绍不够全面准确，甚至主观上还有各不相同的动机，但客观上的确为近代中国在思想领域开了一扇窗，逐渐让国人知晓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形塑了未来社会之理想图景，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司马迁人格特征及其成因探析

侠者的影响、儒学的教育、道家的熏陶使司马迁侠 (分言为义、奇 )的人格特征早在其少年时代就已基本形成 ;青年时代的壮游之举不仅使司马迁坚信了自己的信仰 ,也磨练了意志 ,宏阔了胸襟 ,陶冶了情操 ;中年时的入狱和受刑 ,使他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更加透彻 ,友情观与荣辱观最终形成 ;晚年著成的《史记》则充分体现了司马迁的人格。《史记》是一座高耸云天的人格美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