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太平御览》的成书年代

类书<太平御览>何时成书,历来说法不一.聂崇岐先生提出了成书于太平兴国七年说,并列举了三大证据.但考诸有关文献,便知其三大证据均不足为据,本文认为<太平御览>应是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     

试论朝鲜朝类书的出版和编辑

古代的类书 ,起到今天百科辞典的作用 ,是通过多方面的收集和记载 ,获得丰富的资料 ,为利用者做参考而专门编辑的图书 ,是传统图书的一种类型。类书的价值与类书的内容有关 ,即与情报的选择范围、标准以及读者的便利有关。本文意欲以传统图书即类书编辑的方法为线索 ,探讨类书在韩国的利用情况 ,以及类书的变化、发展、现代继承方法等 ,从而加深对中韩文化交流史的认识     

“官场”素描

严格说,《精神病自诊手册》是一本医学类书籍,但笔者更愿意将它做为“社科读物”推荐给大家,特别是从事社会工作的人们。因为该书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精神疾病的病因,采取积极的防治措施,化解由精神疾病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创造社会和谐与稳定的良好氛围大有益处。有专家提出:中国已悄然进入“精神病疾患年代”,精神疾病将是21世纪的流行病,这一论断并非危言耸听。据国家卫生部及有关权威部门公布的数据表明:50年代,中国精神病患者率为2.7‰,而目前中国重性精神病患者率则为13.4‰,病人总数为1600万,其中精神分裂症高居首位为600万,并且新病人每年至少以10万人的速度增加;强迫症等轻性精神病患者率,据北京地区调查显示为35.18‰;5%的国人患有不同的精神疾病。就绝对数字而言,称中国为精神疾病患者大国恐不为过。精神疾病的大量存在及上升趋势,给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引发的社会问题怵目惊心。北方     

类书性质新辨

本文从古代书目中类书的著录以及今人对类书的论述入手 ,分析古今对类书性质认识的模糊与不足。在此基础上 ,通过对一些类书的深入剖析 ,从理论上给类书作出新的定义     

论赋体类书及类事赋

赋体类书及类事赋,是唐、宋时期出现的一类特殊的科举用书,最早的用途是举子对付"帖经"考试.现存赋体类书和类事赋都是宋人作品,数量虽不多,然而它代表了一个图书"族类".赋体类书、类事赋的功能虽是类事,但要写得像"赋",又必须具备赋体的基本特征,因此部分文采斐然的类事作品,不妨让它在类书、文学之间游移而"两栖".     

《文馆词林》文体分类建树与影响

《文馆词林》严谨的编纂体例为据其残本重构解析《文馆词林》文体分类提供了可操作的可能性。《文馆词林》在继承魏晋南北朝总集编纂和文体分类成果的基础上,极大的丰富了文体分类的级次体系,扩展《文选》类总集的二级分类至“文体——部——类（大）——类（小）——作品”多级分类结构;在部、类命名和分类标准上趋于统一,较之《文选》更具有体系,而其取经类书囊括宇内的“部”“类”统摄体例,亦为丰富总集文体分类方式提供示例之本。     

清人明代类书批评发覆——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心

立足于清官方立场,四库馆臣通过撰写《四库全书总目》,刻画了明代类书“饾饤稗贩”的形象,并在批评中重重渲染,使之成为“定论”。进而又以文献内容和纂修体例交相结合,构建了看似严谨实则严苛的类书批评体系,将明代类书纳入其中大肆抨击。清人以“俯视之眼”构建的类书批评体系,终究难以逻辑自洽,以至在评价标准上前后割裂,在历史叙述时自相矛盾,在论证过程中引据失实。以《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的清人明代类书批评,既显示出卓绝的学术眼光,也存在学术缺失和时代局限,有必要予以“正本清源”,以更加审慎和理性的态度,回归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语境,重新审视明代类书的学术价值。     

儒藏总序--论儒学文献整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儒学作为历经两千五百余年发展的系统理论,已成为人类文化的共同遗产和财富.要摆脱儒学研究的隔世感与陌生感,确立儒学的本位意识,认真搜集和整理儒学文献,建构完备的儒学文献库,就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了.汇集儒家经学的、理论的和历史的文献,编纂出一套大型丛书,同时研究儒学文献的类别,创立一套新型的适合儒学文献的分类体系和著录方法,仍然是摆在当今学人面前急需完成的神圣使命.<儒藏>将儒学文献以"三藏二十四目"来分类著录,以"丛书"和"类书"结合的方法来区别处理,形成以儒学为主题的"儒经"、"儒论"、"儒史"的基本著录体系,将历史上内容繁多、门类复杂的儒学文献系统地搜集和编录起来.     

中晚唐私修类书与律赋关系略论

作为文学体裁的赋与作为书籍体式的类书,虽然分属于不同领域,产生于不同时代,但两者在功能、题材、体例等方面有着天然联系。中晚唐时期的私修类书与律赋,在上述联系的基础上,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在科举考试这一相同的背景下出现,有着相似的生成机制和政治教化功能,也正因为如此,此期的私修类书对律赋的体制特点、理论主张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类书分类视野下的古典诗歌“学问化”运作机制

古典诗歌的“学问化”,与类书的编纂及类书编纂中形成的“类”的观念是密切相关的;通过类书的编纂,以及“类”的观念的渗透,古典诗歌的“学问化”才得以实现。所谓“类”的观念,其实包含了两方面的意思：一是相似材料的模拟与联想、对接;二是类聚群分,分门别类。这种“类”的观念,贯穿在类书编纂者抄书和分类的活动中,成为古典诗歌“学问化”的运作机制。首先,文人们通过编纂类书来裒集“诗材”,积累典故和辞藻,丰富自己创作的“语料库”,从而将一定时间内诗人所采用的语汇固定化、模式化;其次,类书的编纂者为了方便文人创作诗歌时使用,将采集来的语料以属对、联缀的方式加以编排,反过来完善了诗歌的形式美学,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形式主义倾向;最后,类书的编纂者在“引譬连类”思维的指引下,将纷繁的物象组织成一个庞大的象征符号网络,从而完善了诗歌的象征美学,也促进了诗歌的类型化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