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电视节庆的类型化生存及其意义建构

"节庆"是电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视觉资源,是社会转型期深具中国特色的电视景观。电视节庆是节庆仪式与电视仪式的双向借位,中国的电视节庆可有传统节庆、政策节庆、主题节庆这三大主要类型,分别体现着重"礼"、重"典"、重"庆"的传播表征,并指向不同的认同建构及其共同体想象。电视节庆类型化生存的意义建构、类型递嬗与效力考察,是老龄化的电视及其媒介实践中的真问题之一。     

传承论的民间信仰研究

本文对民间信仰从神灵体系、社会组织、节庆庙会等几个层面来展开综合考量,努力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认识它的传承性、地方性和类型化特点,试图更加全面地分析作为文化现象的民间信仰在特定社会内部的运行机制。     

情势变更原则研究路径及方法的再探究

情势变更原则的概念化研究导致其内容和边界显得十分朦胧和模糊。情势变更原则所追求的是实质理性,这与民法基本条文所追求的形式理性是背道而驰的,寄希望于使用严格的民法逻辑概念和框架对其进行解释必定是徒劳的。情势变更原则的司法适用是以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为具体体现的,其外延和内涵都有一种不确定性;其在个案中的适用实际上是法律无法用规则来界定在某一特定环境下的不公平而需要裁判者寻找一个正义的立场,以此来平衡合同双方的利益。情势变更原则的研究应有国际的视野和中国元素;其适用前提不能运用类型化方法予以分析且不能予以立法规则化;研究的总体进路应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对"情势变更事件→情势变更原则适用"这一动态过程进行体系化思考,并将每一步所要参考的因素进行总结提炼。     

论法与法之间抵触的判断规则——在放权地方立法背景下的观察

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法与法之间抵触的判断标准,理论和实务也大多倾向于对抵触情形进行列举式描述。为了使抵触的判断标准更具操作性,从规范角度进行精细化建构尤为必要。法与法之间的抵触微观上是法的要素之间的抵触,法的要素包括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通过逻辑的整合,可以将法与法的抵触分为下位法规则与上位法原则的抵触、下位法规则与上位法规则的抵触。下位法应当遵循上位法的基本原则,但法律原则不应包括主观的立法者本意。对于不同位阶法律规则之间的抵触,法律规则逻辑结构仅可以作为抵触的抽象分类标准,至于具体的判断规则,仍需依据法律规范的内容种类进行类型化分析。     

论元杂剧中母亲形象的类型化

元杂剧是元代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样式，剧作家以其奇思妙笔成功地塑造出一大批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其中，母亲人物形象类型多样，蕴含丰富，使之成为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然而元杂剧中母亲形象存在着明显类型化的痕迹，分析其特点并探讨形成类型化特点的成因，客观指出其类型化的塑造方法。     

经济法中特殊法律责任的类型化研究

经济法责任是实现"经济法治"的重要保障,在理论与实践上,经济法责任不仅对传统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有所发展,还逐步形成了自身特有的责任形式。文章首先论证了承担经济法责任的主体不仅是市场主体,还应当包括行政主体,进而将经济法中的特殊责任划分为财产责任、行为责任及资格责任三类,并分别指出制度构建的方向。     

论明清之际戏曲叙事的类型化

明清之际,戏曲叙事出现了突出的类型化现象。主要表现为离魂—还魂—入梦—画中人/镜中人、误会—错认—冒名、信物—道具等三种模式。戏曲叙事类型化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戏曲创作实践和戏曲理论批评等因素密切相关。叙事的类型化体现了古典戏曲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思维的惰性特征。     

略论大众审美与古代艺人的历史剧创作

古代艺人创作戏剧主要是为了满足平民大众的文化消费,因而不得不受大众审美追求的支配.通过对大众审美与古代艺人历史剧创作关系的分析和阐释,认为反映在历史题材的艺人剧作中,大众审美的假定性、约定俗成式、极端类型化等价值取向直接决定着历史剧作品的叙事结构及艺术表现形式.     

类型化思维的司法运用——以《刑法》分则中“胁迫”的理解为例

类型化思维是一种弥补抽象概念式思维弊端并逐渐取而代之的思维模式,其具有思考维度双向性、归类依据价值性、判断标准模糊性的特点。类型化思维在司法实践领域中的运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类型化解释与对法律适用机制的重新理解。由于《刑法》分则中规定有"胁迫"一词的条文多且具体内涵各不一样,因此对《刑法》分则中"胁迫"的理解是研究类型化思维司法运用的绝佳范例,有利于更好地阐释类型化思维的特点与优势。     

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解释论证成及其界限

网络平台的著作权审查义务孕育并脱胎于注意义务。尽管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网络平台的著作权审查义务，但其在规范上存在解释的可能性。如《民法典》第1195条蕴含着平台对通知中初步证据的审查义务，第1197条“应当知道”中包含平台对特定内容的审查义务。为明晰网络平台著作权审查义务的合理界限，我国宜基于解释论立场，从类型化认定思路出发，构建网络平台基于通知的事前审查义务，同时在比例原则下动态提升其事后审查义务的主体范围、审查对象及审查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