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关系视角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的类型化

个人信息处理是覆盖信息流动全过程的多种不同行为,具体信息处理行为的风险因场景变化存在差异,增加了形成具有统一标准之行为规则的难度。解决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标准不统一问题需要纠正目前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缺乏类型化的错误导向,以重构个人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的信托关系。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应以法律规则的效力实现方式作为类型化标准,信息关系中具体信义义务的内容和范围作为考量因素,具体包括应为模式、勿为模式、可为模式三种规则类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规则类型化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解释需要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应为模式下的覆盖信息处理全过程的告知义务和安全保护义务,勿为模式下的自动化决策要求和可为模式下的弹性化、场景化引导和激励措施,由此形成规则、标准、行业习惯的多元共治。     

论早期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运作方式

在20世纪前半期短暂又辉煌的电影历史进程中,民族电影艺术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大多数时候都表现为艺术创作行为与产业经济行为的对接。电影既要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符号来传达创作者的艺术追求,又要借助商品流通的一般规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取更多的受众支持,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因此,考察早期中国电影发展,品牌构建、明星制、类型化等现代电影产业建设的核心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早期中国民族电影产业化运作方式的基本态势与风貌。     

刑法中概括性语词的类型化功能与解释规则研究——从"高空抛物"被认定为"其他危险方法"切入

我国刑法中的"等"和"其他",承载着价值判断的类型化功能,对此要给予充分的认同."高空抛物"可否被认定为《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的"其他危险方法",归根到底还是要坚守罪刑法定原则,根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质,立足于"公共安全"的法益,运用同类解释规则,对"高空抛物"的危险相当性作出判断.     

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研究

目前,我国法律还没有确立行政诉讼的类型化,其不利后果表现为：不能全方位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实现程序经济、不利于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矛盾的解决。我国学术界对于建立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化有着多种观点与学说,其中,以“诉讼请求的内容”为划分标准的“三类说”最为可取。以“诉讼请求的内容”为划分标准,可将行政诉讼划分为：行政撤销诉讼、行政给付诉讼和行政确认诉讼三种基本类型。     

论宪法学的价值性与现实性——以宪法学方法论的类型化为中心

宪法学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处理宪法的应然与实然即宪法的价值、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从应然与实然的层面上探讨并对由此而形成的具有典型性的宪法学方法论流派进行梳理,宪法学的方法论可以分为价值有涉的宪法学方法论、以规范宪法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以现实宪法为中心的宪法学方法论和整合型的宪法学方法论.转型时期中国的宪法学方法论将向整体性、自治性和动态性的方向发展.     

当前影视作品中母亲形象的性别意识形态建构

近二十年来在影视领域出现的诸多以母亲形象为主角的作品在选材、情节和主题等方面存在共同特点,即表现出人物的底层化、情节的苦难化和情感的神圣化.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看,这些作品建构了一种本质主义的性别意识形态,使母亲身份与牺牲、无私、伟大、无所不能等品质与力量密切相关,体现了父权制下的理想化的母亲观念.     

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研究——兼评《侵权责任法（草案）》学者建议稿

我国现行合同法坚持相对性原理,没有对第三人侵害债权进行相应规定,对债权人保护不足。侵权责任法立法中是否应当对此进行相应规定？如何进行规定？等等问题亟待解决。通过对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相关立法和实践进行考察,不难发现通过侵权责任法保护债权既有必要也有可能。民法学者应当在行为自由和权益保护之间进行衡平考量,并进行类型化研究,从而构建我国的第三人侵害债权制度。     

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并不能真正根本性的解决执行难问题。执行检察监督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与现实性。而检察院首先应当对“法官思想型执行难”进行监督。     

纯粹经济损失探析

纯粹经济损失是因对人身权利和有形财产权利益以外的利益的侵害所直接导致的受害人一般经济利益的损失。纯粹经济损失的可赔偿性一直是颇具争议的问题,各国的普遍做法是以“排除性规则”为原则,但同时创设一些例外。合同法和侵权法是各国对纯粹经济损失进行救济的基本法律途径,另外将案件类型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我国应该加强对纯粹经济损失的研究和立法。     

我国给付行政中的行政契约运用研究——基于德国、法国行政契约的经验借鉴

行政契约通过进入程序法的方式间接获得法律认可。国家治理角色的变化、人民主体地位的崛起、行政契约理论的更新及执法理念的进步,使得行政契约在给付行政中日渐兴起。我国行政契约类型化应以公共服务理念为核心,可合理借鉴德国、法国的做法。此外,行政主体在给付行政中适用行政契约时,还需考虑与依法行政原则、平等原则、诚信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及不当联结禁止原则的关系,以更好地应对行政任务复杂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