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汉简《诗经》年代考辨

汉简《诗经》出土于阜阳双古堆汉墓,学术界认定墓主为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时间为文帝中期。文章全面考察出土器物和器物铭文,对比分析汉代相关制度与文献记载,发现旧说与出土的半两钱等器物及大量铭文不合,出土器物与铭文证明墓主为第三代汝阴侯夏侯赐,汉简《诗经》抄写于景帝前期。     

让纪元再现中国元素——关于恢复年号的倡议

本文分析了西元纪年的局限性和在我国的不适用性,从提高华夏民族凝聚力、增进海外华人归属感、丰富世界纪年文化多样性、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度,论述了恢复传统纪年的必要性.作者提出一方面,多数传统纪年方法并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对年号纪年存在认识上的误区.文章认为,年号纪年符合中国老百姓期待吉祥如意的传统习俗,有利于传承中国文化,促进社会和谐.恢复年号纪年,要继承重视纪年的思想文化传统,要舆论先行.宪法则为恢复年号纪年留出了操作空间.     

析陶诗干支纪年的连贯性

本文从对《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辛丑年正月五日游斜川》、《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三首诗的分析 ,论述了陶诗以干支纪年的连贯性的特点     

海外汉学成果译介与学术批评机制的建构——由平势隆郎《从城市国家到中华》的译介及其内容误谬说起

日本学者平势隆郎所著《从城市国家到中华:殷周春秋战国》一书,随着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的编译出版而在中国学界广为流传。该书在基本史实上存在着诸多讹舛,学术观念颇多谬误,例如判断《春秋》一书修成于战国时代,是田齐政权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而纂修,而《左传》是韩国为反击齐国而作等,荒唐离奇,了无实据。这些谬误源于作者对中国先秦君主纪年体系和演变的偏执认识,表现于作者的《新编史记东周纪年》一书。海外汉学成果的译介对中国学术界非常必要和重要,但引介的同时还应有相应的批评跟进,一方面通过正常健全的学术批评增进对相关成果的关注和理解,另一方面通过批评及时指出其中一些明显谬误,防止对中国学界尤其是初学者的误导和淆乱。     

中国近代的纪年问题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历史纪年问题,是一个关系近代中国的政治、民族和文化的重要学术命题。清末民初出现的孔子纪年、黄帝纪年、民国纪年,记录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民族感情、政治走向和文化情怀。所以,近代中国的纪年不仅仅是时间的标志,也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文化象征,还包括国家民族的一体性和历史纪年的一体性。从汉武帝的＂建元＂开始,中国人对时间的意识和认识以及对近代化的探索,无不蕴藏于历史纪年的时间标记之中。     

中国文明的世界意义

最近,北京中华世纪坛举办了“伟大的世界文明”展览,展出了中国之外的世界上六种古老文明——埃及、印度、美索不达米亚、美洲、希腊、罗马——的珍贵遗存。我有幸参观了展览。正如人们在世纪坛的甬道用百十步便穿越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甬道上以公元纪年镌刻着中国历史每年的大事记）,在世纪坛二楼的圆形展厅几分钟便能走过六种世界文明。     

晚清民国时期“尊黄”思潮研究述论

论文就当代学者对晚清、民国时期＂尊黄＂思潮的研究成果作一总结,分别论述了晚清时期＂黄帝＂与清末民族主义的关系、黄帝纪年的政治文化意义,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尊黄＂所表达的＂大民族主义＂诉求。并就进一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议。     

清末“纪年”论争的历史考察

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纪年方式提出了挑战,围绕着解决当时现实政治困境和遵循世界发展＂公理＂的思想内核展开了论争,展现了不同群体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加深了知识分子对纪年的基本功用及纪年必然会趋同于世界标准的认识。清末的纪年论争对之后中国纪年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今本《逸周书》历日初探

今本《逸周书》中共有历日材料二十五条,其中《酆保》、《小开》、《宝典》、《世俘》的年、月、干支、月龄四要素俱全。应用夏商周年代学最新成果“干支回推法”,分别以学者依据现代天文方法确定的武王伐纣之年月日干支为基点,对其逐一校验,证明四条历日材料虽经后世修正,但基本上是原始记录。     

析《汉纪》编年体例的政治学功能

汉末学者荀悦将纪传体的《汉书》改编为编年体例的《汉纪》。本文认为他对于《汉书》之帝系的正当性,是存有异议的,而这却往往为历来的学者们所忽略。而荀悦所首创的“断代编年体”,其价值便不仅限于历史编撰学,“某帝—某年(某月)”的纪年符号本身,构成为“正统论”思想的重要表征,具有明确的政治学功能:即表达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及其赖以支撑的某些观念理据和判定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