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颐《易》学与《四书》学的互释与会通

程颐<易>学在易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程颐在解释<易>学的过程中,除了继承和发挥前人的很多解释方法和成果之外,还创造性地运用了新的解释方法.如将<易>学与<四书>学进行互释和会通,旨在结合<易>学中的形上学与<四书>中的儒家道德伦理,由此为人们遵循和践履儒家伦理道德提供形上学的道德说教.这种方法后来为众多学者所继承,成为<易>学解释学上的典范.     

论顾炎武的《春秋》经传研究

顾炎武关于<春秋>经传的研究,无论是对<春秋>之义考释,还是对<春秋>三传的论证,以及对杜<注>的补正,均集中地反映了他求实征验的治学风格与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而他的<春秋>经传考证的学术方法,则开启了乾嘉考据学.他的以<春秋>经传考证为代表的经学成就,开创了清代新经学.他的治学主张、方法及成就,共同形成一代学术范式.     

汉代史学经学化、御用化原因探析

史学经学化、御用化是汉代史学发展的突出特点。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汉代儒学的独尊和兴盛,使史学日益经学化;二是统治者对史学功用认识的加强,导致史学逐渐成为为统治者服务的工具;三是经学与官方联合对史学的控制,使得史学最终走上经学化、御用化的轨道。     

高山仰止——沉痛悼念国学大师任继愈先生

7月11日下午我还在午休．迷迷糊糊地听到好像是关于任继愈先生逝世的消息。我不相信那是真的，因为上午才播出了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去世的消息。同一天在中国学术两位巨星陨落，不会那么巧吧？于是我怀疑这个消息是否有误。第二天各大报纸都以大幅标题刊登了这一消息之后，我才相信任老先生的确永远离开了我们。     

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应简洁，前后一致，并具有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     

盛唐经学与诗学关系研究

盛唐三教融通促进经学形成兼融的特性。表现于外是三教经典同披尊荣,体现于内则是三教经义统贯身心,善归一揆。盛唐经学的兼融特性深刻影响了诗学发展。盛唐诗学的代表《河岳英灵集》体现出三教经义的交融影响。盛唐儒家经世之志造就诗学的雅健之风,"兴象"与"风骨"两个诗学命题是其表征;盛唐道家经身之能促发诗学带有一种玄真之识;"天心顺物"的取法之道与言意的之美皆受滋于道家;盛唐释教经心之力融呈诗学主空净之灵。"顿悟"和"境界"成为影响后世极为深刻的诗学主旨。     

风骨凛然的杜鹃精神

1913年5月出生的刘绪贻先生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一代史学大师、学科建设的卓越奠基者，是具有强烈现实关怀而始终不忘思而行的公共知识分子。刘老不仅学问精湛、著作等身，而且在道德情操上可谓高风亮节，甚至在耄耋之年还在为推动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竭尽心力，秉笔直书，既有剑指禁区之勇，又有箫吟天下之壮心和道义豪情。如今，刘老虽已期颐之年在望，却无丝毫闲云野鹤之意，仍然在思考在耕耘，让他那充满理想、道义和激情的文章如清澈的泉水一样，去滋润和浇灌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心田。为祝贺刘老百岁华诞，本刊特刊发以下文章，以飨读者。     

徽文化孕育出的砚雕大师：王祖伟

在中国，从事工艺美术事业的人，能得到的最高荣誉，即是获得“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中国的工艺美术大师称号，始于1979年，在此之前，中国没有工艺美术大师称号，有的只是“老艺人”——听起来，这似乎是个不太规范的称呼，但这确实是真实的历史，它客观反映了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国家相关机构以前对工艺美术工作者的认知；     

让古民居生辉 让古村落生财——黄山区“百村千幢”工程建设显著增强文化软实力

黄山脚下是一片不同凡响之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曾于唐天宝四年（公元745年）设立县治，建制沿袭干余年，遗留李白、杜苟鹤等顶级文化大师的游踪墨迹。文有享誉海峡两岸的大文豪苏雪林，武有威震倭寇的大将军杜冠英，早在南宋代焦村镇焦炳炎兄弟俩被理宗赵昀钦赐为“文武状元”，还有左难当、杨文会等一批名士名流，名胜遗迹遍布太平湖两岸。     

与大师握手

＂钢琴王子＂克莱德曼的中国巡演刚一结束,等待索要签名的拥趸就排成了长龙。大厅里人头攒动,拿到签名的＂粉丝＂欣喜若狂,好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