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煦《文选李善注拾遗》评述

《文选李善注拾遗》系清代学者王煦就《文选》李善注补缺匡谬之作。由于《文选》李善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宋元以来，对李善注《文选》加以评论、补充、指陈得失的著作代代有之，《拾遗》为此类著作之一。本文对该书的版本流传及正文得失做了评述，在简述王煦其人及《拾遗》一书原委后，分六种情况评介了该书的主要内容，一是从声训通假角度纠正善注字义之误；二是从古今字、词义引申角度补善注之未备；三是重新校勘原文已误而善注因其误；四是探究典故原始以正训诂体例；五是补善注未详之典；六是纠正善注引用典故义有偏颇者。     

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二题

由于秀州本、明州本以“善同某注”的替代形式删除了部分李善注,导致尤刻本误以为明州本、赣州本的部分五臣注即为李善注,这是尤刻本以明州本、赣州本少数五臣注代替其底本李善注的客观原因。尤刻本明显的增注倾向使尤刻本在其底本李善注与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之间进行选择时往往选择文字较丰满的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这是尤刻本少数作品李善注实为明州本、赣州本五臣注的主观原因。虽然这类例子不多,但它们是尤刻本李善注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独特现象。尤刻本与北宋监本关系密切,所以,尤刻本李善注多可与北宋监本李善注相互对应。尤刻本部分李善注因无对应的北宋监本与秀州本李善注,它们是否为北宋监本李善注无考。     

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简述陆九渊的经学思想

南宋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对传统经学采取尊重与怀疑的辩证态度,这是由他立学的宗旨和问学的态度决定的。他主张自立、自得、独立思考、大胆疑问,也因此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精神,创立了心学一系。象山经学可说是传统经学的心学化。其心学开一代学风,对推动中国学术的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治杜如治经──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治杜如治经──评《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王辉斌在杜甫研究史上，宋代“千家注杜”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其中被称为“少陵功臣”的赵次公的《社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解》，就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巨著。宋代刘克庄称该书的学术成就可与《左传》杜预注、《汉书》颜师古注、昭明...     

纵横术对李白思想及行事之影响述论

李白青少年时期跟随赵蕤学习纵横之学,其一生思想及行事皆深受影响。《长短经》乃纵横之学的集大成,李白的帝王师思想,激励其得君行道,经世济民,积极追求建功立业;婚赘于许氏、宗氏及入永王幕也是受这一思想的影响。李白的政治理想是帝王师,建功立业,其生活理想乃高蹈隐居,问道求仙,因而功成身退乃其人生的最高理想。平交王侯的思想,是对士之才具的自信与肯定,乃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纵横之学以宏阔的视野,通达的知识,秉要执本,颇具辩证性思维,不拘一格,能够认识矛盾的互相转化。因而,李白能够将入世与出世的矛盾统一于一身,对战争有全面客观的认知,对孔子与儒学亦能见其本质,既有赞扬亦有批评;而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得李白怀有强烈的时光流逝而功业无成的焦虑,对现实的昏暗与不公,予以强烈的批判。纵横之学,使李白高迈的情性和疏放的天性,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双耦合腔链慢波系统的色散分析

采用模拟场方法对由二隙缝耦合腔链所构成的“捆扎式”双通道慢波系统进行了分析,得到该结构的色散方程及耦合阻抗的变化趋向,并与传统单耦合腔链慢波结构的色散特性进行了比较。     

论先唐所传王逸《楚辞》著作之名实为《楚辞注》 ——兼谈其传播时间

范晔《后汉书·文苑传》较早提出王逸撰《楚辞章句》的说法,此后学者撰述引用而无疑.但《隋志》等目录并未见"王逸《楚辞章句》"之所载;而汉魏晋南北朝时人称引《楚辞》时也无一例外皆不见称引王逸《楚辞章句》.而据李善《文选注》以及其同时代人著作来看,其所称引皆谓"王逸《楚辞注》"而已.且据《文选注》称引其它《章句》如薛君《韩诗章句》、蔡邕《月令章句》等著,以及其言《章句》与"王逸《楚辞注》"等并列而皆不言《楚辞章句》等作法来看,李善等所见王逸《楚辞》著作之书名实为《楚辞注》而非《楚辞章句》.且其著述始为人知当大致在范晔之世,而其初步与广泛流传则当裴骃与顾野王之时,至于唐初方取得权威之地位.     

晚清回族名儒薛时雨书院经历考论

晚清回族名儒薛时雨在担任地方官员期间就积极参与地方书院事务,后来主讲杭州崇文书院、南京尊经书院和惜阴书院,长达二十年之久。他在书院史上的贡献:一是将书院景观与造士为文相联系,赋予书院景观以象征意义,在文学地理的微观理论方面独树一帜;二是有知人之鉴,培育人才众多,尤其是选拔了不少寒士,在晚清东南士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三是编刊书院课艺总集达十种之多,这些总集保存了不少东南名士的书院习作,在书院文献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仁王经》“伪经说”驳议——以隋唐前期三种译本的流通情形为中心

通过对于智顗、吉藏、圆测、良贲等人所撰述《仁王经疏》的仔细检索分析,发现了智顗在宣讲《仁王般若经》时同时看到了三种不同的《仁王般若经》译本,而且真谛三藏所撰述的《仁王般若经本记》直到良贲时期仍然在流通。这一事实从另一角度说明,真谛翻译《仁王经》的说法也是正确的。由此证明,竺法护、鸠摩罗什、真谛确实翻译过《仁王般若经》。也同时证明,费长房《历代三宝纪》的记载是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