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释睡虎地秦简《编年记》所载“喜□安陆□史”

睡虎地秦简 《 编年记》有 “ □安陆□史”记载。此处墓主喜究竟为何职?目前学术界共有五种不同的解 喜释,但均嫌证据不够充分。令史可称佐,而秦已有“假佐”之制,且喜已完全具备假佐条件,故合理的简文解释应为“ 喜假安陆令史” 。该解释也符合秦简的记载习惯。     

文学史编排上的尴尬

文学史编排既要照顾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又要科学,这是它的尴尬所在。以时间为纲可使编排科学,却易流于抽象;以流派为纲可揭示对象的性质,却往往失之精准。此外,史家常把作家作为子项置于编年文学或流派文学等母项下,有时虽然便于读者在总体上把握某些作家,母项却常常不能完全涵盖子项。另外,编排时没有依据统一的标准也常导致结构上的混乱。为克服这些问题,分类时依据的标准要统一,编排时可依据时间与流派统一的标准,而且,在时间或流派的大框架下,应将作品而非作家作为进一步分类的对象。     

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

李商隐是一位在唐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作家,其诗歌的整理研究,一直是热门话题,但对其文的整理研究,却冷清了许多。这与其唐代文章大家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刘学锴、余恕诚二君的《李商隐文编年校注》在辑录前人考订补笺的基础上,汇集自己考订、补正的新成果,将李商隐所存之文合为一编,重新整理、编次,在最基本的文献层面为李文研究廓清榛莽,且多有新见,其有功于李商隐研究乃至于整个唐代文史研究者实在多多。     

北宋河东路转运使编年

转运使是北宋最重要的地方高级官员 ,掌一路财赋、转运及监察本路官员之职 ,对宋代文史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本文将河东一路转运使去就列为年表 ,供宋代文史研究者参考。     

苏赋十题

本文首为苏赋辨伪,认为《苏轼文集》所收苏赋27篇,有两篇非苏轼作品。次为苏赋编年,二至五题逐篇考订了苏赋的写作时间。再次为苏赋辨体,六至八题分别论述了苏轼的骚体赋、律赋和文赋,认为苏赋诸体皆备,苏轼以文赋闻名于赋史,但他的文赋并不多。九题论苏轼仍以骈赋为多,着重论苏赋分类,认为苏赋题材十分丰富,含议政、纪游、吊古、咏物,苏轼不善饮酒,而咏酒赋特多。十题是比较二苏赋之异同,苏辙现存赋仅9篇,远较苏轼为少,作《缸砚赋》时年仅17岁,比《赤壁赋》的写作时间早25年。其《服菔苓赋》在当时已传到契丹,其《黄楼赋》尤为有名,杨万里甚至把《黄楼赋》与前后《赤壁赋》相提并论。     

袁宏道诗文编年补正

文章通过袁宏道诗文的排比对勘,对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任访秋《袁中郎研究·年谱》中部分诗文的编年进行了纠误补阙,对袁宏道“客吴”,游庐山,游玉泉山、太和山,主试秦中的时空进行了更为具体准确的定位。     

《石介事迹著作编年》辨误三则

陈植锷先生遗著《石介事迹著作编年》对石介一生求学、仕宦经历、学术交游活动以及诗词文章的写作时间做了详尽挖掘研究,对石介生活时代的政治背景、学术界人物活动皆有阐发。但书中对石介部分作品如《麦熟有感》诗、《代郓州通判李屯田荐士建中表》、《上范思远书》、《上徐州张刑部书》、《上徐州扈谏议书》的写作时间的判定不尽准确,需予以辨析。     

史表隐退问题新论——从本纪的编年化到世家谱牒的兴起

史表作为中国古代正史中的重要体裁，创自司马迁《史记》而为《汉书》和《东观汉记》所沿用。但在魏晋以降的史学发展中，史表却长期缺席于正史，直至《新唐书》中才得以回归。对此，前辈学者多认为史表之难作与难读是导致其长期湮没的主要原因。然而结合史表自身发展历程可以发现，魏晋迄隋唐间的史表“真空”,实际上是正史本纪编年化和世家谱牒文化盛行双重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汉武帝年号纪年的推行促使本纪书写转变为完全意义上的编年体模式，史表中大事年表的历史功用被取代，并随之退出史书视野；另一方面，魏晋以后士族政治的发展促进了世家谱牒的兴盛，在“官有簿状，家有谱系”的社会文化中，以人物为核心的年表不为世人所重，忽视乃至不立史表成为史家共同的选择。直到唐末五代时期，世家谱牒伴随着士族政治的衰落而衰微，史表最终得以回归正史。     

北宋元祐文学的图景特征——基于《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对元祐文学的定量分析

依据《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所提供的编年系地作品数据,元祐年间是北宋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元祐二年是整个北宋文学创作的峰值年,苏轼文人集团是元祐文学创作的主力。在各体文学中,元祐散文成就最为突出,“元祐更化”引发的政治剧变是元祐散文创作的催化剂。元祐诗歌数量优势不如散文,但宋调特征最为明显。元祐词坛表现一般,杭州是其创作中心。就空间而言,京城开封是元祐文学创作的绝对中心。元祐期间,随着苏轼的活动重心由京城转向地方,京城作为创作中心的地位渐次瓦解。通过对元祐文学图景的定量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元祐文学是“高峰文学”“散文文学”及“京城文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