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社会性质组织财产刑的适用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中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增设了财产刑,从而形成了对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财产的三种处置措施：罚金、没收财产与刑事没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财产的处理上需要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即“在整体从严的基础上,区别对待”。合理地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的财产与财产的性质,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财产适用的关键。在“灰色”财产的认定与处理上,我国司法实践的越权处理有导致财产刑的异化的危险,亟待立法上补足财产来源合法性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     

醉驾入刑若干问题探讨

醉驾入刑以来,在法制效果和社会效果方面显现,但同时存在许多问题,立法存在缺陷。醉驾情形多种多样,应该通过分析对其细化,,对症下药从而完善醉驾入刑的规定。     

论先刑后民原则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刑民交叉案件,在处理机制上主要依据先刑后民原则,该原则是否应被看作一种法律原则来适用,其是否有法律依据,如何界定该原则的适用范围,以及对其存在的意义如何评价,是主要阐述的问题.     

《养生主》奥义——身心兼养的庄学“人生”论

本文是“内七篇奥义”系列的第三篇。旧庄学对《养生主》很不重视，以为无甚深意，浅显易懂，因而掉以轻心，谬解无所不在。庄子阐明“养生”之“主”是“道”．却被否定“道”的郭象谬解为“不伤生”才是“养生”之“主”。庄子主张“为知”的同时必须知“殆”而“已”。却被旧庄学厚诬为“反智主义”。旧庄学又望文生义，厚诬庄子教人“为恶”。作者在《逍遥游奥义》《齐物论奥义》的基础上，无懈可击地抉发出被旧庄学遮蔽两千年的庄学“养生”奥义。     

中国传统恤刑思想与刑狱实践述评

中国传统恤刑思想内容丰富,在中国古代法律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恤刑思想在狱治实践中主要表现为教化、颂系、优待女犯、法外行仁等。恤刑思想在狱治实践中,一方面体现了儒家“明德慎罚”的思想,一方面也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法制伦理化的特点。封建社会的恤刑实践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伦理道德。     

现代视野中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几个问题的分析研究,对其中的关键词礼、刑、法,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点进行了重点阐释,并与现代法治的诸多方面进行了简略地比较,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是一种无法之法.所谓无法之法,是指一种与现代法治相对立的传统法律.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上来分析,还是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产生、形成、发展及法律基础、法律功能、法律特点上来分析,都反映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整体上与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观念、原则,以及在结构层次、形式化等所有方面的巨大差异和根本对立.正确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对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罪刑关系的反思与重构——兼谈罚金刑在中国现阶段之适用

制度转型时期日益复杂的生活态势,必然导致不断有新的犯罪进入刑法的规制范围,但中国97刑法立法上犯罪的增设却未能收到预期效果。犯罪的多样化似应带来刑罚的多样化,但这种“以罪定刑”的思路并未从根源上揭示罪刑关系,故无法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深层次分析犯罪的应受刑罚处罚性的本质特征内含着“以刑定罪”规律,该规律的客观存在使得无论立法层面还是司法层面,刑罚的具体形态都决定着犯罪的内涵和外延。对该规律的认识和自觉运用,必将引起对罪刑关系的重新调整——在当前国情下刑罚应该限制于以自由刑为主的刑罚体系而不应扩大到罚金刑;凡以财产方式能够有效承担的法律责任,则应统统划归行政或民事责任范畴。     

上博竹书《鲁邦大旱》管见

上海博物馆楚竹书有《鲁邦大旱》 ,鲁国此次大旱可能发生在孔子归鲁到去世的六年之内。《鲁邦大旱》有孔子所说 :“邦大旱 ,毋乃失诸刑与德乎”一语 ,孔子常常论述“刑”与“德”的关系 ,该篇所记应该是孔子评论鲁国大旱与其当政者“刑”、“德”措置的关系问题 ;哀公礼尊孔子 ,常常向孔子请教 ,大量的哀公问政于孔子的材料可与该篇相互印证。种种迹象显示 ,该篇是研究孔子思想与鲁国文化的宝贵资料。     

《冥报记》的冥判事故与初唐“依律慎刑”思想

《冥报记》是初唐志怪小说集比较独特的一种，其主旨为“因果报应”。冥判故事描写冥间法官如何依法判案的事，从表面看荒诞不经，但仔细推敲，又感到它与初唐社会生活相通，反映出初唐统治者“依律慎刑”的法律意识，似乎与《武德律》《贞观律》《唐律疏议》丝丝入扣。一据两《唐书》载，《冥报记》作者唐临（公元６００～６５９），字本德，京兆长安人。义宁三年（６１８）正月，李建成总兵东征，引唐临为直典坊；建成立为太子，唐临授左卫率府曹参军；建成死后，唐临出为万泉丞；迁侍御史，转黄们侍郎。高宗即位，为检校吏部侍郎，迁大理…     

法、礼、刑的属性(上)——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反思

本文从古代典籍中相关术语的语义学考释入手 ,对“法”、“礼”、“刑”的概念、内涵及其属性进行了重新解读 ,并对20世纪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认为 :传统中国是一个以“礼”或儒家伦理维系的礼治社会 ,而并非如西方社会那样主要是依靠“法律”(law)来治理的法治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系统的一元性和整合性结构特征 ,决定了传统学科界限的模糊性 ,这与西方文化中政治、宗教、道德、法律等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分化式文化结构 ,也是迥异其趣。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法律史学者们不顾中西方政治文化和法文化的巨大差异 ,简单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的法律模式来衡量、评估或裁剪中国的古“法” ,建构起一套行政法、刑法、民法、习惯法等诸法齐备且跨越5000年的所谓《中国法律史》或《中国法律思想史》的知识体系 ,这样的法律史研究 ,不仅无助于国人对中国政治文化和礼法刑之属性的认识 ,而且造成了对传统和国情特别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环境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