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复杂性科学”专栏评述

正评《基于置乱算法的复杂网络零模型构造及其应用》实际的复杂网络,其结构千差万别,规模又大小各异,人们如何去认识、刻画它们的特性?常用方法是基于某些统计量,如度分布、聚类系数、平均路径长度等,但这些统计量由于种种原因,不仅所得的各种绝对数值不够精确,而且有时定性结论都相距甚远。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经过许多学者探索,确实     

晋元帝永昌改元事考

东晋太兴四年末，晋元帝因皇孙司马衍的出生，改年号为“永昌”，这是晋元帝的最后一个年号。晋室南渡之后，江东政权主要操纵于门阀大族之手，晋元帝通过刘隗、刁协等人推行了一系列尊君明法的举措，但这加剧了东晋初年政治中皇权与门阀之间、南北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引起了南北士族的不满。永昌改元这一举动，表达出晋元帝树立君主权威、突破门阀政治格局以及试图取得东晋政治主导权的意愿，但触及了门阀士族的底线，成为引发王敦之乱的导火索。     

三藩之乱时西线清军作战的再思考

三藩之乱时期,王辅臣投降后,收复汉中、兴安是西线清军的下一个作战目标.清军统帅图海曾两次上疏康熙并进京密陈,提出进兵汉中、兴安的计划,但均被康熙否决.图海进兵计划之所以被否决,主要是康熙推行以湖广为重的战略.但是,这种战略也最终导致西线战事长期拖延.当康熙决定推行三路围剿云南的作战计划,要求西线清军进兵汉中、兴安时,遭到将领孙思克、张勇的反对.孙思克、张勇出于对冬季进兵的担忧以及蒙古威胁的考虑,反对进兵,是有一定道理的,并非康熙所批评的“消极进兵”.     

永嘉乱后京兆杜氏晚渡江左述论

以京兆杜氏晚渡江左的2个房支为研究对象,对其南迁江左的具体时间和寓居地以及他们在江左的发展轨迹进行详细考察。分析认为,他们南迁江左皆在刘裕平关中后,史文所载及学者认定的杜逊房支早随晋元帝过江的说法并不准确。2个房支南渡后,一支寓居彭城、寿阳等地,一支寓居襄阳,并非有学者所认定的皆以襄阳为定居地。既属晚渡,他们在江左以军功自效,多仕武职,分别活跃于刘宋和萧梁之世,但在梁末战乱中遭遇重创,竟至＂杜氏一门覆矣＂。     

薪酬管制与国企高管行为 ——基于"不作为"和"乱作为"视角

如何合理设计国企高管的薪酬契约,形成对国企高管的有效监督和激励,一直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要命题,尤其是薪酬管制政策的实施是否会滋生新的机会主义行为值得进一步研究.基于2011—2018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2015年以来的薪酬管制政策对国企高管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实施后,管制前薪酬水平较高的国企,其经营业绩、投资规模和超额在职消费均显著降低.说明薪酬管制政策会提高国企高管"不作为"的倾向,但也会抑制国企高管的"乱作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干预程度越高的地区,这种效应越显著.因此,政府在薪酬改革过程中应关注薪酬管制政策对管理层激励的影响,建议将国企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挂钩,避免管理层的"不作为".     

略论周亚夫

周亚夫是西汉文景时期杰出的军事家 ,以严于治军而闻名 ,又以指挥平定七国之乱而建立殊勋。但最终因敢于直言 ,得罪权贵 ,被诬以谋反之罪 ,含冤而死 ,其悲剧值得深思     

清末小说中的南北之辨和南北之旅——以对“庚子之乱”的叙写为中心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心中的“天下”观念渐渐改变,“国家”观念渐渐兴起。与此同时,中国“南”“北”之间的无形界线渐渐浮现。这种分际在“庚子之乱”中由隐而显,也投射在想象与虚构层面的小说叙述中。清末小说对“庚子之乱”的叙述,不仅呈现了这种南北之间的对立,更重要的是,其叙写姿态的变化中王朝的意识形态已潜在崩解;小说在痛定思痛之时,叙述逻辑中已有意无意间使传统道统式微,救赎期待被转向海外,求变思维豁显;传统的循环世界观消退,线性时间观念在想象领域的叙述逻辑中开始登场。在此过程中,“华洋之辨”消失,全球视野出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叙述逻辑上已被虚位以待。     

杜甫与潭州臧Jie之乱

唐代诗人杜甫晚年饱经藩镇叛乱战争之苦 ,在他自安史之乱后长达 16年之久的逃难生涯中 ,大历五年潭州发生的臧之乱 ,是诗人最后经历的一次军事叛乱。这次叛乱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地方武勇兵变 ,它与杜甫后半生经历的多次大型战争灾祸相比 ,并无惊人之处。但因此次兵变发生在杜甫的垂暮之年 ,且直接导致了诗人生存条件的最终恶化 ,因而在其生命绝唱中留下了创深痛巨的记忆。杜甫暮年讨伐臧之乱的诗作 ,即聚焦着安史之乱后长期的战争灾祸 ,在诗人心中层层积压的国难、民忧、家仇与友恨 ,也集中反映了杜甫的爱国襟怀、民本意识、善良人性和嫉恶如仇的刚强性格。     

清“三藩之乱”期间朝鲜对清朝情报的搜集

朝鲜在清朝"三藩之乱"期间对清朝进行了广泛的情报搜集工作,其主要的搜集渠道有三条,即:"燕行使"的情报搜集、义州方面的情报搜集以及自日本对马藩获取清朝情报等。由于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朝鲜所获取的部分情报有"失真"的现象,但这些情报依然有着不容低估的价值,因为它们是朝鲜此时制定对清政策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