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妇女在武装冲突中遭受性暴力的人权保护法律问题及对策

非洲妇女在武装冲突中遭受性暴力侵害的问题日益引发全世界的广泛关注,该行为的实施主要表现为偶然发生及有目的、系统地实施两种类型。国际上在保护武装冲突中遭受性暴力的非洲妇女的人权方面还存在许多法律问题：立法上全球性的人权法与人道法公约缺乏对性暴力犯罪行为的应有关注,区域性的人权法公约缺乏针对性暴力犯罪的强制执行机制;司法上全球性与区域性层面的司法保护不力。因此,非洲妇女在武装冲突中遭受性暴力侵害的问题需要在国际立法、司法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加以解决。     

全球犯罪协同治理下我国洗钱罪立法的基本立场

我国洗钱罪的设立与修正在一定意义上是国际社会不断影响我国刑事立法的过程。国际公约为各国洗钱罪的设立提供了基本的立法标准,国际反洗钱组织FATF创制的以经济制裁为后盾的"自评、互评机制"则为约束各国落实立法标准提供了有力保障。面对来自公约与国际组织的双重制约,对我国洗钱罪立法进程中各项问题的认识与处理均不可脱离认识层面的一大前提——实现犯罪所得跨境追缴之国际司法合作,以及立法层面的两大核心——"全球反洗钱标准"与"国内立法及修法空间"。     

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的法律分析

为维护国际海运安全,国际社会纷纷派出军舰赴索马里海域参加打击海盗的行动。这一行动的国际法依据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和索马里过渡政府的同意,且三个因素相互关联。同时打击海盗的行动应受到相关国际法的约束,包括履行尊重沿岸国主权的义务、遵守人道主义法则的义务和因国际不法行为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     

论TRIPS框架下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建构——兼评我国的保护对策

在植物新品种的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最有世界强制拘束力的就是TRIPS协议.其他保护植物新品种的国际公约只有与TRIPS相衔接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影响力,而在TRIPS框架下对各相关公约进行协调乃至统一应是植物新品种国际保护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应积极参与,与各发展中国家共同推动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新制度的建立.     

“烟灰缸奖”的警示

2008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中国得了一个尴尬的奖项——＂烟灰缸奖＂。此奖由与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评出,专门颁给控烟不积极的国家。中国“获奖”的原因是,“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见2008年11月27日中国新闻网）     

评刑事缺席审判的利与弊

我国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在立法层面是上是缺失的。但司法实践中大量潜逃在外的犯罪分子规避刑罚的现象又在呼唤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确立。尤其是我国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的跨境打击腐败犯罪的实践需要使得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确立更具有紧迫性。本文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一些分析和思考,从其利弊上进行分析。     

民用航空延误涉及的法律问题探究

有关航空延误问题,至今尚未出现明晰的定义和详细的规则。这种不确定性在实践中给问题的妥善解决带来了困惑和耽搁。国际航空运输中延误问题是一个需要国际合作的重大问题。 《华沙公约》走出了第一步,让承运人承担责任,并对其进行规管。在新的世纪里,不断发展的国际航空产业要求为航空延误制定更详细的规则,这一要求从某种程度上也促成《蒙特 利尔公约》的顺利通过。文章将主要依据1929年《华沙公约》的有关规定展开具体的讨论, 为进一步改善因延误责任而产生的争端的最终解决提出建议。     

欧盟民商事管辖权规则的嬗变——从《布鲁塞尔公约》到《布鲁塞尔条例》

欧盟的民商事管辖权规则经历了从《布鲁塞尔公约》到《布鲁塞尔条例》、《布鲁塞尔条例Ⅱ》和《布鲁塞尔条例Ⅱa》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在该过程中,欧盟所确立的直接国际管辖权制度从一般民商事领域延伸至特殊民商事领域,并以多种连结点作为确定管辖权的依据,而且,管辖权规则在立法形式上实现了由公约向条例的转变,强化了欧盟法的直接效力。     

论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我国反腐败法律的调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项专门指导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现行反腐败法律的规定是不同的。国际公约的生效实施,有赖于与各国国内法的协调。完善现行法律的规定,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回顾与前瞻

从国际环境法的角度检视《生物多样性公约》过去20年法律体制与规范的进展,运用历史分析、文献分析与个案比较研究方法,就其演进的法律内涵进行探究,可对其做综合性评估。该公约的主要目标包括"保护生物多样的工作"以及"永续利用其成分","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生之利益"等。《生物多样性公约》制定生效后,其缔约国大会不断讨论如何制定规则来落实公约相关条款。该公约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其除了要求各国提交国家报告外,还不能利用所谓的遵约机制强迫各国达成公约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