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萱助农——中国萱草栽培助力乡村振兴

项目团队团队成员:陆乐、张世杰、翁锶颢郑丹蔚、莫亦心、王艺程秦秉铎、徐子斐、朱思怡陆亦炜、欧阳博雅、舒文婷卜欣语、李楠、范文涛指导教师:贺坤、董竞宇、张志国章冬云、吴洪所属院校: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市场痛点萱草花,在我国具有悠久的栽植历史,被誉为“母亲花”,不仅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更有着一定的药食价值。因适应性强,它还具有强大的观赏价值、经济价值和产业价值。     

新疆出土史前海贝来源和传播路径再认识

根据分布特征、年代以及发展趋势，新疆史前海贝是甘青地区东部人群和文化扩散的结果。甘青地区经由“草原丝绸之路”获取海贝的路径，也被新疆东部人群继承了下来，并由此进一步向新疆西部传播。新疆以西的地中海、红海乃至西印度洋沿岸考古材料显示，其不仅有着深厚的海贝文化传统，也有不断向西亚、中亚内陆等欧亚草原地带扩散的趋势，并与甘青地区东部出土海贝年代基本前后相接。这不仅进一步证实新疆史前海贝经由“草原丝绸之路”自西而来，也表明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在史前便与地中海、红海和西印度洋沿岸产生了持续且稳定的交流互动，而“草原丝绸之路”则是汉代“绿洲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沟通东西和连接海陆的主要通道之一。     

属加种差法与地名

《周易》中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不仅道出了汉字的构造原则，还揭示了语言其他层次的体验和认知成因，可视为当今“体认语言学”之先声。这八个字中的“身”和“物”相当于“体”；“取”相当于“认”。地名也常据此原则命名，这就是体认地名学的基本观点。由于汉语造字和构词都常用逻辑学中的“属加种差法”，地名制定过程中的“取”也该包含此法。     

中美属权贸易差额估算

本文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区分内外资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与跨国公司活动数据，对三国属权贸易模型中涉及的中美之间9种途径18种属权贸易流量进行了全部估算。估算方法采用属权贸易核算法与矩阵平衡法相结合的方式。估算结果显示：中美属权贸易总量明显高于属地贸易总量，中美属权贸易差额明显低于属地贸易差额，传统的属地贸易差额严重高估了中美贸易平衡状况；美国通过在华附属机构部门以及第三国附属机构部门向中国本土所属部门销售和出口大量产品，是美国向中国出口的重要途径；忽略中美之间通过第三国发生的属权贸易将严重高估中美属权贸易差额。属权贸易核算结果对全面认识当前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潜心笃行 静待花开

每一个孩子,其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他都是自己生命的主角。每一朵花都有盛开的理由,教育的目的,就是让每朵花都盛开。教育的过程就是种花,唯有潜心,沉下心来,专心致志,教育才会变得鲜活;唯有笃行,踏踏实实,坚持不懈,教育才会绽放美丽的花朵。潜心笃行,静待花开。作为普通高中教育的实践者,要具备"五心"。牢记初心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教育初心,但当前的教育难免功利和浮躁,初心常常被我们遗忘,正如黎巴嫩诗人纪伯伦所说,"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楼与花 ——《小山词》的女性书写和身世之感

晏几道的《小山词》大多书写歌儿舞女的音容笑貌、深婉情思和人生际遇，这些女性原本是词人可以亲近的对象，可是词 人家道中落、辗转飘零的人生经历拉开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使女性仅仅停留在他对往昔的追忆和留恋中。由于花与人类的文 化精神之间存在着同构关系，因此晏几道便用花衬托或比喻女性的美好，以花联结自己对女性的记忆，既赋予了女性美深刻的 内涵，又展现了他和女性在叶底花间的情爱体验。所有的书写均由晏几道的视点出发，他将女性作为自身情感的载体，颠覆了 将歌女视为遣兴娱宾的工具、忽视女性主体经验的创作范式，赋予词作思想情感的超越性和艺术上的感染力。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哀牢内属研究

探索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和路径研究已成为学界较为经典的研究命题。横断山区作为最为古老的民族走廊、文化通道，生活其间的各民族融入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程，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开发祖国锦绣河山、携手创造中华优秀文化的历程，也是中华民族追求共生共融共长、和睦和谐和平发展的历程。哀牢内属千古盛事，流传至今不绝于史书，永昌盛名驰名中外，畅达南方丝绸之路。秦汉经营西南始为求道，后得一统，在“中原”与“西南”圈层互动融合影响之下，哀牢因文化认同求得内属积极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典型的征候意义。从史籍脉络和神话隐喻中纵横梳理哀牢内属寻求中华民族认同的历程，解密哀牢内属的过程、策略、阶段和状态，并以此为着力点探析横断山区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经验，希冀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区域发展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的审视与思考。     

政治角力下的边疆区域归属变更——以民国时期陶乐地区归属纠纷为例

陶乐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北部，地处宁夏平原向鄂尔多斯高原过渡地带。民国时期宁夏和绥远两省在政治、军事、经济、人口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对陶乐地区的归属展开持续争夺。1937年宁夏省最终控制陶乐地区，并于1941年设立县治。在晚清以来农牧界线北移和边疆治理政策变化的过程中，以近代陶乐为代表的西北边疆政区演变在多重因素合力作用下共同完成：政治、军事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虽然垦殖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人口的聚居并非近代陶乐政区设置的主要因素，却是近代蒙地政治经济变迁的产物。因蒙旗政治、经济衰落和新辟农业垦区缺乏士绅阶层而留下的权力真空，成为新兴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省级行政权力争夺的空间。这一政治权力争夺过程还表现在民国时期边疆政治格局中的中央权力退却和地方权力扩张，因为“地方—地方”关系缺乏中央权力的制约和引导，导致地方权力间的互动演变为军事实力的角力，这是“陶乐问题”所展现的民国时期边疆政治权力互动过程的典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