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宏道与八股文

八股文是代圣贤立言的举业文体,袁宏道是一个性灵诗人,他虽然不是八股文大家,然而他与八股文的关系却也值得我们研究。以往常常是从袁宏道诗文理论的角度来谈及他对八股文的称许,而缺乏将这一理论问题还原到万历时的历史语境中,从而更清晰地了解袁宏道对八股文的态度。本文拟就这方面展开论述,以期对袁宏道的研究提供更丰富的内容。     

“守正出新”兑现了吗——对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之学理批评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被教育部指定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其编写方针是守正出新,但实际并未达到这一目标,本文从文学史教材建设的角度对袁编《文学史》进行学理批评。认为:若与章编和郭编《文学史》相比,袁编《文学史》的主要缺陷表现在三个方面:体例欠严谨;增补欠合理;分析欠水平。     

论袁宗道与公安派的兴起

考察公安派兴起与袁氏兄弟的外祖龚氏家族的关系,可以发现袁宗道作为长子起到了巨大作用,其心学实践、官成名就与文学教导为公安派的兴起做了根本性的奠基。     

袁可嘉的诗论与西方影响

袁可嘉的诗论深受西方诗歌、诗论或文论的影响；其中，有关“诗与非诗”“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现实与诗”“诗与经验”“诗的戏剧化”“想象逻辑”“戏剧主义”等问题的一些具体观点以及诗论文本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明显；袁可嘉的诗论在接受西方影响时首先是立足于中国本土，其次是融进了袁可嘉自己的体会和见解，再次是注重中国现代诗学概念的建构，最后是注重中西新诗潮的交融。     

为政以通下情为急

<正>"政通人和"历来是我国理想的政治理念之一。清人论政,极重求"通"。清代的一些谈论政风吏治的作品中,往往对"通"字给予很大关注,并且赋予相当丰富的内容。例如,陈弘谋的《从政遗规》和金庸斋的《居官必览》,都曾引用过"为政,通下情为急"这句话。袁守定的《图民录》则强调:"凡上下之情,通则治,不通则不治。"(卷三)还有人说:"善为治者,贵在求民之隐,达民之情。"所以"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彭忠德、李正容编著《居官     

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历程

本文对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历程进行了分析和梳理,认为袁宏道的诗歌创作呈现为三个阶段：其早年至任吴县县令之前,受当时前后七子复古风习的影响很深,创作上摹拟的痕迹比较重,是为摹拟期;而其在吴中的两年间,则一改旧习,创作以打破格套为特色,是为新变期;离开吴中后,其文学思想开始转变,创作上也逐渐向传统审美规范回归,是为回归期。新变期的作品造成了文坛格局的变化,回归期的创作则体现了袁宏道对诗歌认识的日趋深入和创作的日渐成熟。     

心理类型标记理论下的英汉词汇文化内涵迁移研究

英语和汉语都有着丰富的词汇文化,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很容易将汉语的词汇文化内涵迁移到英语词汇中去。本文以Kellerman的心理类型标记理论为依据,通过分析中国学习者在英语学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语言迁移现象,对英汉词汇内涵从表层文化迁移和深层文化迁移两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期待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语言现象,从而为英语词汇教学挖掘出新的思路。     

栖居在诗意的密林里——诗歌教学模式探讨

一、缘起：从诗歌中汲取艺术养分诗可以教吗?诗教有模式可循吗?袁可嘉先生曾言,所谓的读懂诗歌,必备三个条件：天赋才能(所谓慧根),过去的经验、读诗的训练(所谓修养)。这三个条件中,对于天赋才能,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个别差异：过去     

袁中道和竟陵派：性灵论与格调论唐诗观的调和

袁中道与钟惺、谭元春都重提师法古人,标举含蓄浑厚的唐诗,实为矫正公安派的浅俗率易,而要求取古人精神,则为避免七子派的徒袭体貌,对唐诗钩奇探奥,也拓展了唐诗接受的领域.他们一起为明代唐诗学的发展寻求中道,其结果标志着性灵论唐诗观和格调论唐诗观走向折中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