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审前程序中律师辩护权改革的思考

律师辩护权在刑事诉讼的审前程序中的意义举足轻重,全世界对律师辩护权都备加重视,但在我国审前程序的律师辩护制度中,却存在诸多缺陷,如介入时机规定不当、律师的刑事辩护权不充分等等,因而在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中应加强对律师在审前辩护权方面的改革和完善,对律师介入刑事辩护的时间作出合理规定,并加强律师辩护权的具体权利方面的立法。     

论被宣告死亡人死亡时间的确定

被宣告死亡人死亡时间的确定，是宣告死亡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法律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各国对此存在不同的立法体例，有必要进行探讨，我国应确定以法定失踪期间届满之时为被宣告死亡人的具体死亡日期。     

对我国设立监护报酬制度的必要性及其性质的辨析

监护报酬制度，是指一国监护制度中规定的监护人因其对被监护人的监护行为而获取报酬的制度。世界上一些国家立法规定了这一制度，我国与监护制度相关的立法中并没有规定这一制度，于是一些学者主张应当在我国设立监护报酬制度。     

罗默社会公正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罗默的阶级—剥削对应理论是通过使用了理性选择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原则中的"合作博弈"理论阐述了其社会公正思想。其独特研究方法的运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剥削与阶级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社会公正理论的确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兼论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

哈贝马斯在政治统治秩序的合法性问题上所持基本立场是,政治行动领域是根植于生活世界情境之中的,只有那些与公共领域具有实效性联系的政府行动才容易获得公众的支持与忠诚.可见,公共领城,主要是政治的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密切相关.政权的合法性需要由政治公共领域理性地提供.这是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主题.哈贝马斯从两个角度详细论述了这个主题: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着重论证了政治公共领域的衰落必然导致政治的合法性危机;而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中,哈贝马斯则重点阐明了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有赖于公共领域及其政治功能的重构.在哈贝马斯心目中,理想的公共领域应当被构建成一种能够提供自由、平等、开放的"民主商谈程序"的"交往共同体",公众可以自由而平等地介入其中,自由论辩以形成公共意见,借助公共舆论的监督功能将公共权力限定在合理范围内.并为政治的统治秩序生产出经过公众论辩、审视及批判的服从和忠诚.     

《边城》：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

渲泄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欲望，摆脱城市文明的压力，是《边城》创作的根本动机。这一动机说明《边城》的创作是一种抵抗，它意味着怀念湘西，更意味着抗拒现代化。在价值的固守与拒绝之间，充满诗情画意的《边城》成了一座没有硝烟的反现代化的战斗堡垒。《边城》凄惨的收尾真实地展示了现代化潮流冲击下的传统社会崩溃的命运，及人性的必然要求和它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它是唱给残败的湘西的挽歌。在一段轻柔、平和、明快的牧歌般的思乡曲之后，作家背叛了情感，摧毁了“边城”，归依了现代化潮流，撤出了这座废弃的反现代化堡垒而在作品中唱出了抑郁、伤感、凝重的旋律为湘西传统农业社会送葬，实际上宣告了无法抗拒的历史理性对与生俱来的民族情感的一次胜利，也昭示了中华民族捐弃前嫌，为着湘西的重造和民族的新生而热切地呼唤现代化的宁馨儿。“边城”中所有的一切是现代化必然要颠覆甚至是已经颠覆了的。这座毫无科学价值的反现代化堡垒的审美价值在于：它的美学光辉照亮了偏远的湘西边城，照亮了黯然逝去的传统社会，它还将照耀着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追求人性的复归，直到它永远--因为“现代化”与“反现代化”思潮的冲突的二重性模式永远持续到将来。     

独具特色的日本医疗保险制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日本是一个医疗体制健全、医疗质量和服务水平高、国民的医疗保障独具特色的国家。日本医疗保险制度于1922年4月根据《健康保险法》创立,1927年全面实行。二战后,日本在     

“人口红利”论辨析

"人口红利"迄今没有一个统一与明确的定义,但这个词语却较为广泛地被相关研究人士使用着。本文指出了"人口红利论"的一些严重不足:定义粗略,没有考虑劳动人口和被供养人口的相对性、劳动生产率与人口负担的相对性等;对资本-劳动替代的片面运用。文章还分析了所谓"人口红利"的来源,指出了"二次人口红利"概念是对"人口红利"概念的部分否定。     

现代化进程中东方作家的乡土立场

近现代东方社会普遍进入现代化历程，这个进程与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交汇一起，20世纪中后期又面临“全球一体化”的冲击，“乡土”成为东方作家在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选取的一个最根本、最本土、最自我的文化、文学甚至政治立场，他们以“离乡”和“批判乡村”拉开乡土文学的序幕，接着以“乡村批判”和“归乡”为乡土文学的自觉时期，后经“乡土”与“祖国”的同一以及“仰视乡土”的“新乡土文学”的创造，最后进入文学、文化、人类灵魂的乡土“寻根”之旅，“乡土”被赋予了文化批判与现代审美价值。     

被改写的他者形象——从马德琳形象看贝娄的男性霸权话语

《赫索格》是索尔.贝娄的代表性作品。在描述马德琳形象时,作家通过男主人公将自己的思想情感与价值取向强加在女主人公身上,致使马德琳成了一个与“我”相对立的他者形象。贝娄运用描述者掌控的话语权力,不仅遮蔽了马德琳的真实面目,还对其形象进行别有用心的歪曲与改写。贝娄对“他者”马德琳的态度,客观上反映了作家的自我中心意识与男性沙文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