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诉讼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

证据排除规则是围绕证据能力问题对证据的取舍做出判断的重要制度。证据排除规则应该追求公正、效率、加强人权保护与实现司法文明等价值。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中的主要问题,在于该规则适用范围的模糊性、程序启动的艰难性、庭审证明的形式化及裁判程序的滞后性。故应从遏制刑讯、强化职权及尽早排除的原则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厘清和解决。对非法证据应做狭义理解,对它的排除是基于证据能力而非证明力的排除,瑕疵证据不同于非法证据,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应克服非法证据证明形式化及证明标准的虚化问题,严格掌握证明标准;确立独立前置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提倡在庭前会议中解决非法证据的问题。     

“土神”与“洋教”:当代中国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交往关系研究

学界对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关系研究主要呈现出宗教生态论、反相关论、工具论等交往特征,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未能完全考虑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非对称的因果关系,也未呈现两种信仰及其信仰方式之间的动态变迁,更没有充分展现不同信仰差异,为何使信仰交往成为问题、甚至冲突的根本缘由.基于扩展个案法的研究工具,考察福建莆田、江西余干、浙江昌国三地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之间的交往关系及其行动逻辑,可以看出地方公权力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或多重逻辑,不同信仰呈现或强或弱或力量相持的格局,又与宗教或信仰自身的历史底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信仰需求等因素相关.在不同信仰交往实践过程中,信仰本身的差异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公权力主体的偏好和区别对待.因此,公权力在对待不同信仰时须保持公正和平等这一点至关重要.     

行政自制的规则诉求与规则配置

作为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中的一个新课题,行政自制理论日益获得学界的重视。而要将行政自制从一种理论转化为现实,使之具有科学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就必须经由相应载体构建一套系统、细化的可实践机制。在各种自制途径的探索中,通过内部行政规则的合理安排和配置,不仅可以将行政自制理论外化为规范的形式,也可以在法理层面夯实理论的正当性基础。     

民事视域下知情同意权的权利基础及规则建构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55条首次以民事立法的方式明确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该规则来自于英美法,如何融入我国既有的民事权利体系是个重要问题。关于知情同意权的性质,该权利并非独立的民事权利。民法意义上的“知情”和“同意”两项规则可以从合同关系和侵权责任两个层面分别建构：医疗机构违反告知说明义务可以产生违约责任,除了损害赔偿之外还包括实际履行、解除合同等责任形式;而同意权属于隐私权的范畴,即便没有造成生命健康权的侵害,单纯侵犯同意权本身也可构成独立的医疗伦理型侵权行为。为了便利于患者寻求合理的救济,我们应当准确定位知情同意的权利基础,在我国民事视域下重新建构知情同意规则。     

论刑事诉讼中配合制约原则与完善

我国刑诉法把警检关系规定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和互相制约"的关系符合诉讼规律,然法律对警检配合未作具体规定,导致实践中警检配合难以落到实处。刑诉法把检法关系规定为"分工负责"和"互相制约"的关系也是符合诉讼规律的,但检法"互相配合"违反了诉讼原理。刑诉法应当加强警检配合关系和检法制约关系,废除检法"互相配合"的规定。     

国际体系与市场主权

本文试图在全球化背景下关注和探讨国际体系与民族国家市场主权之间的关系。作者以结构性视角分析主权市场的两个逻辑系统,即法理层面主权市场的学理范畴和国际体系下主权市场的现实困境。以国际体系下主权市场的存在意义为基本诉求,作者强调中国应当基于国家结构主义角度,构建国家主权、市场主权和社会主权"三驾马车"新文明形态成长方程式;洞悉世界博弈规则,护持国家市场主权权利;学习欧洲国家维护经济主权的经验,建构捍卫国家市场主权新模式。     

破解西部欠发达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制约因素的现实路径分析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目标,缩小区域差距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效途径,目前对于建成小康社会的路径分析遮蔽了原因的探讨,因此,超越现有的研究框架,厘清西部欠发达地区建成小康社会的制约因素,超越限制性因素从而找到西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现实路径,对于缩小差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创新抑或违法行政——关于行政处罚群众公议的认识

以合肥市为样本的行政处罚群众公议,是旨在强化行政公开、行政参与和社会监督,促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依法、正确、规范行使的地方性创举。应当在推进我国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全面深化对这一举措的认识。群众公议具有合法性、正当性。群众公议员行使的是公民的监督权利而非行政处罚权力,公议意见不具有法律效力。群众公议的实效受制于公议案件的筛选、公议员的选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制定、被处罚人是否出席公议会进行陈述和质证申辩、行政成本和效率等因素。群众公议的名称改为公民评议更加合适。     

当前我国官本位意识的危害及其治理

当前,在观念认同的依赖、现实利益的驱动、制度问题的促生和监督软化的助长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官本位意识得以惯性生存并顽固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官本位意识侵蚀正确的群众观、权力观,致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滋生;助推治国理政中的"人治"色彩,阻滞法治思维的生成与发展;强化全社会的以官为本的思维定势和群体心理,诱使人们的"做官情结"不断蔓延;异化地方政府的职能定位,致使地方政府逐利行为和"唯上"取向明显;扭曲公共权力的本质属性和现实运作,削弱和动摇着民众制度认同的信心;诱发腐败,导致官民对立,滋生执政风险。为有效规避和消除官本位意识,一要加强理念教育,转变价值认同,瓦解官本位意识滋生蔓延的心理基础;二要矫正利益分配,调整利益导向,消除官本位意识滋生蔓延的内在动机;三要加强制度建设,强化制度约束,压缩官本位意识滋生蔓延的制度空间;四要完善监督机制,营造问责氛围,堵塞官本位意识滋生蔓延的监督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