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籍变更与民族身份认同——基于潘家湾土家族乡的人类学考察

族籍被界定为个人与某民族的一种隶属关系。民族识别给每一个公民赋予了民族成分,20世纪80年代民族成分的恢复与更正,使族籍在一定原则下得以变更。潘湾土家族获得了少数民族身份,但并未强化其文化认同。而潘家湾土家族乡的成立,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民国时期民族国家视角下西南彝族的整合与认同

民国时期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对西南彝族的整合经历了改土归流、施教与同化和治理"夷患"这样一个"治夷"与"化夷"、渐进的过程,这既是国民党民族思想发展完善的结果,同时也是边疆危机下国家认同建设的需要。国家语境下"倮罗"的身份与认同尽管在国家理念与民族现实存在着差距,从民族认同的角度而言,国民政府所奠定的基础,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和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的“仪式”问题研究

仪式与思想政治教育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一致性,使得仪式可以成为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形式变革。仪式自身的中介性和情境创设等都与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着内在契合。传统仪式的消解和现代仪式的尚未确立,使得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仪式缺失的现象。象征系统、仪式感和情感互动等作用机理的存在使得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社会安全阀和合法性赋予者的功能。通过对传统仪式的基础创新,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领和注重形式与内容统一的实践方式,实现仪式思想政治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回应。     

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精神健康——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精神健康问题在当今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本研究基于北京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数据,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精神状态欠佳；影响其精神状态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社会交往层面,其中群体性交往尤为重要.研究认为,从根本上根除“流动劳动力体制”是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的关键.在现有条件约束下,通过国家、企业和社区的协同努力,增加新生代农民工的自主性群体交往并进而增强其对城市的社会认同,是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可行途径.     

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研究——以南京市A区村改居社区为例

在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征地使得一些农民获得城市户口,被动性地适应城市生活.城乡在空间上的对立嫁接到拆迁安置房社区失地农民与市民身份的对立上,加深了他们在城市生活中的冲突.拆迁安置房社区失地农民生活空间的改变无法代替其行为和心理的完全转变,适应城市生活是个长期的过程.本文试图从失地农民身份认同的角度调查和分析拆迁安置房社区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状况以及这一介于农民和市民之间的特殊群体在城市生活中所具有的特征.并就促进失地农民对市民身份的认同,提出了若干建议.     

论文化话语的文学生成路径

文化话语的叙述能力和传播能力直接关系到文化软实力、文化影响力的强弱。文化话语的生成母体是相应的文化资源,文化话语在文化产业或文艺作品对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过程中生成。文化话语的最佳生成路径是借助文学媒介来实现。从文学内容到文化认同,是文化话语生成的母体性、再生性元路径。"文化话语场"是文化话语形成后的存在方式,一系列形态各异、内核趋同的"文化话语场"最终构成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话语体系。     

国外民族认同实证研究述略

民族认同不仅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及人格发展等方面造成影响,而且关系到国家和地区的稳定。民族认同的研究成果对多民族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民族认同的概念与结构出发,对国外民族认同的测量、民族认同的影响因素研究成果进行详细梳理,以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借鉴。     

新时期大学生政治认同现状调查

新时期大学生是改革开放全程受益的特殊群体,其政治认同状况直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未来发展。本课题组重点调查了大学生对当代中国政治制度、政治效能、执政党的认同现状,以及他们政治参与和关注社会的程度。提出了完善大学生政治素养、提高其政治认同的相应对策。     

身份认同与文学的政治

身份和身份认同是一切文学中不可避免的主题,其多种表现形式常常带有不可避免的政治性。本文讨论身份与身份认同在文学中的表现,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当代文学批评关于身份问题的利用,从身份认同、身份危机、身份建构和身份叙事等方面探讨文学中的政治问题。结合对法侬、奈保尔等后殖民知识分子和作家对经典作品中的人物以及身份在批评理论中之挪用的分析,指出身份本身就与社会、文化、民族、种族等重大问题不可分割,与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不可分割,因此本身就具有政治性。     

论信用票据的发展与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变迁——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信用票据演进为考据

历史上,少数民族地区的信用票据,见证了其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历程。票据的信用丧失也往往使历代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蒙受经济损失,重物轻币的心理致使票据的流通时断时续。新中国成立以后,全国统一发行的人民币,直接结束了解放前多种票据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流通的局面,使其人民免受票据贬值之害,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使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走向繁荣昌盛的发展道路,并促使社会文化发生巨大变迁。更为重要的是,统一的票据有利于加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感,促进国家意识的形成,并以此为核心构建民族认同与国家意识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