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顺应论的商务英语翻译研究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入的今天,国际商务往来频繁,商务英语翻译成为国际商务活动中重要的环节。基于维索尔伦的顺应论,探讨商务英语翻译在国际间商务活动中翻译策略、方法的选择及运用,解决源语与目的语信息差异问题,从而体现了对交际语境与动态性的顺应,达到交际目的,有助于国际商务中贸易双方的交流。     

朱熹《孟子序说》文本溯源与义理发微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首的《孟子序说》,首引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之文,可谓"知人论世"之必要铺垫;次引韩愈言论,重在揭示孟子辟杨、墨之功及其在儒家道统传承中的特殊位置;再引二程言论,则重在揭示孟子性善论、养气论的价值;最后又借杨时之言,将孟子思想的核心价值归结到心性论上,而这正是实现儒学的自我更新、自我完善,与佛、老由势若水火走向互相交融的关键思想资源。这既符合历史的逻辑,也彰显出思想学说自身的发展特点。     

论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及其社会理想

一种思想往往有其基础上的哲学"存在论承诺",否则就会陷入飘忽的"无根"境地,马克思的社会理想也不例外。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通过对西方"传统存在论"的根本性革命而获得其存在论根基的。"传统存在论"是以抽象性、实体性为基本特征,与之相对,马克思的存在论思想则是实践论的、生存论的。马克思的存在论思想与其社会理想具有内在的耦合关系,具体表现为历史起点的一致性,历史过程的一致性,理论建构的一致性以及践行目标的一致性。     

以“唤起论”为核心的“美在关系说”

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说"是以"唤起论"为核心的,即客观事物本身具有的关系因素唤起经过习得存在于悟性中的关系概念。"关系"一词包含四层含义:真实的关系、存在于悟性中的关系概念、悟性活动(唤起活动)或见到的关系、唤起关系的情境。狄德罗认为美的本质在关系,美可以分为能够唤起的、客观事物真实关系的真实的美;已经唤起的、见到的关系的见到的美。在狄德罗看来,真实关系的真实的美和见到的美一样都是和主体相关,因此狄德罗从主体出发探究产生美的判断分歧的原因,并站在知识启蒙的立场为厘清和矫正美的判断分歧提供了根据。     

翻译模因论对商务翻译教材编写的启示

切斯特曼"翻译模因论"的提出,为商务翻译教材编写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翻译模因论对于商务翻译教材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同时"翻译模因论"的核心思想也为商务翻译教材编写者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和诠释。     

大学使命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向———以社会契约论为视角

契约论既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哲学思想,也是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能够为现代公民社会的建构 和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价值判断。从契约论的角度进行观察,大学使命即大学与社会之间契约关系的体现。 中世纪以降,大学与社会的契约关系先后因为时代发展的需要出现了数次重大调整,大学使命因此也相应地 发生数次显著革新。时至今日,人类迈入后工业时代,知识社会已经到来并不断深化,大学与社会的契约关系 有了新的表述,大学使命必然也会出现新的发展趋向。     

从伽达默尔的合法偏见论看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提出了以合法偏见论为基础的哲学诠释学体系。他认为,是“合法的偏见”构成了理解的历史性因素,而理解的历史性和文本意义的开放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性翻译。埃斯卡皮更是明确提出,翻译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好的文学翻译确实也应该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在翻译过程中,创造性叛逆表现为翻译主体在某种明确的再创作动机的偏见驱使下的创造性行为,表现在对原作的能动的转述和转换。当然,由于受源语和目的语中语言文化规范的双重制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非是没有限度和范围的,而应是通过译者与文本之间的不断对话,使个人视界与历史视界达到最大程度的融合。     

《苏轼诗词选》英译的美学损失与补偿

苏轼诗词寓意丰富,用词精炼,有些诗词中还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因此重现诗歌的美学价值是翻译苏轼诗词所必须考虑的。但由于中英文语言结构以及文化思维等方面存在差异,在翻译的过程中不管是语言形式还是审美价值难免有所损失。针对苏轼诗词的美学特点,以等功能补偿原则为基础,对诗词语言美和意境美两个层面的美学损失进行补偿研究,揭示了苏轼诗词翻译过程中不同层面的补偿策略。     

《能改斋漫录》中的文学思想

《能改斋漫录》对宋词与唐诗的继承关系论述精到;其文学源流论特别重视原创的价值,推崇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其风格论化抽象为生动,细致入微,又能开掘风格形成的原因;至于文学的欣赏与批评更是独具慧眼,多有自见,同时用比较彰显各自的特色。     

邹汉勋论“喻当并匣”说

邹汉勋《五均论》集中体现了他的音韵学成就。在该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古声二十纽系统。在这个系统中,邹氏有一个论断就是＂喻当归匣＂说。在声纽流变的思想认识下,邹汉勋分析《广韵》的反切上字,并以《诗经》双声、谐声、声训、方言等材料作为佐证得出＂喻当归匣＂的论断。邹氏《五均论》虽然可能因囿于方音而没有把喻三、喻四区分开来,但其＂喻当归匣＂说是后来曾运乾＂喻三归匣＂说的先导。因此,他在上古音声母研究史上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