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人物在英语中典故与换称并用之语源分析

本文对《圣经》人物在英语中典故与换称并用之语源加以分析。     

敦煌文献词语“貌哨”诂诠

敦煌文献词语"貌哨",目前仅见王梵志《吾富有钱时》一诗,而前辈解释多有歧见。文章立足于中古文献典籍,结合音韵、方言、汉语造词语法及文字训诂等材料重新解释了该词,从普方古等三个语言平面对词义进行多角度详尽论证,以觅其确诂,揭示语源。众多文献资料充分表明"貌哨"非为"貌魈",无"貌丑"义,应属隋唐之际的口头俗语,本义为相貌不正,词义引申为态度不正,意即看不顺眼,诗中义指(妇儿对吾)态度冷淡。     

论音义来源与意义来源

词的音义来源与字的意义来源并不等同。前者亦称语源，就具体的词而言，指该词音和义最初结合的缘由；后者指一个字意义产生的根源，字形和字音都可能是其意义来源。前人的有关研究因时代局限，时有笼统、粗疏之处。我们今天进行汉语语源研究，应弄清上述二者的确切含义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区别     

另眼看“前科”

“前科”一词属法学用语，但在生活中的使用却有泛化的倾向。而且，“前科”的法学释义难以在汉语里找到语源依据。     

清代民国学者对汉语语源问题的探讨

语源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它是语言中最为稳定、最具抽象概括性、最和原点接近的核心部分.通过对清代民国两代学者的汉语语源研究过程和成果的梳理,阐明如下观点:一、探索汉语语源一直是传统训诂学的主流与核心.二、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是创立了古音学和汉字声中含义、因声求义的训诂学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它恢复了汉字的语言学本质意义,即汉字更是一种诉诸听觉的声音符号系统.它最终导致了传统训诂学走向汉语语源学.三、民国学者在前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重倡右文说,初步构拟了一个以古音为纲、以<说文>声母字为基本材料和坐标系、以方言俗语和近素语族为参照系的汉话语源研究的基本逻辑框架体系.     

天干语源考

文章认为,天干与天干十字在汉语中的解释非常牵强,而在阿尔泰语系中却可以得到合理地诠释。同理：天干二字按阿尔泰语系语言发音,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而在汉语中却不然,从而得出天干语源自阿尔泰语系的结论。     

语源观的词预设——西方语言学中的“阿喀琉斯之踵”

现代语言学隐藏着一个严重危机,那就是其一般语言观与其语源观之间的致命矛盾,即其"符号价值系统"观与其实际上的"分类命名集"观的矛盾.传统的分类命名集语言观来自古希腊的语源观的词预设:语言的初始样态是词.现代语言学虽然反对分类命名集观,但当他们确认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词的时候,事实上是通过无意识的语源观承诺而接受了古希腊的语源预设.这样的预设意味着对现代语言学"符号价值系统"观念的否定.     

“一带一路”视阈下“箜篌”语源之考辨与商榷

箜篌是我国古代区别于琴瑟的有圆柱状调音通品的弹拨类弦乐器,《汉语外来词词典》认为即突厥语的qobuz/qūpūz。根据“一带一路”视阈下的国家民族与中国古代之关系,通过考古实物、考古图像及相关语音和器形调查等综合研判,发现qobuz/qūpūz是一种吹奏乐器,与箜篌的拨弦乐器不同类。就箜篌的语源,笔者倾向于古代亚述帝国在公元前19世纪就已经流行的卡农qanun/kanun,在流经地新疆维吾尔语（突厥语）中称为卡龙qalon。从器形来看,卡农琴很可能是中国古代卧箜篌的原型,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由古波斯经新疆传入汉地,其槽体的制作材料逐渐改用竹子,槽体形状由梯形变为类似中国古代琴瑟的长方形。竖琴类箜篌harp,在古波斯叫坎克cang/cank,其发音也与“箜篌”较为接近,是伴随着佛教的东传而进入汉地的,其出现和兴盛的时间大约在公元3世纪至公元13世纪。从传入时间来看,qanun/kanun应早于cang/cank,因此,qanun/kanun很可能是“箜篌”的最早语源。     

试论《孟子章句》中的声训

本文就广义的声训说，论述了赵岐《孟子章句》中的声训方法。文章从三个方面对《孟子章句》里所用声训之语料进行定量分析：其一，训释词与被训释词语音相关；其二，训释词与被训释词语义相关；其三，赵注运用声训的目的。由此也证明了“声训”的界说还是以广义为宜。     

侗台语和南亚语的语源关系──兼说古代越、濮的族源关系

侗台语和南亚语之间有很多有语音对应的关系词。本文将200核心词按照稳定程度分阶，发现越是核心的词集，侗台语和南亚语的关系词越少，由此断定侗台语和南亚语的关系词是接触造成的。而侗台民族和南亚民族在文化上的相似性应该理解成文化密切接触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