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新命:“内圣外王”的现代创造观

“内圣外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的典型特征之一,有其历史的传承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语境下,从“内圣外王”理想人格中挖掘出现时代所需要的“创造”潜质,也是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与逻辑的体现.创造诠释说与创造教育说为其转化出“创造”性人格,提供了理论依据.由“德”化“新”立“创”,善养创造思维多元要素,化育人生最高义,揭示出“内圣外王”理想人格化为现实“创造”人格的路径选择.     

勇于担当 努力作为 不断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创新发展

省国资委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关爱教育帮扶青少年健康成长、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工作目标,积极动员“五老”凝聚正能量、传递好声音、传承好传统、树立好榜样,敢于担当,奋勇作为,不断开创全委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新局面。     

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分析

以1997—2009年我国地方审计机关为样本,首先估计了地方审计机关的产出决定方程,然后运用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对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进行分解,确定了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我国地方审计机关产出差异的决定因素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达到61%,资本投入的贡献次之,为29%,而审计人员的贡献仅占9%左右。可见全要素生产率是导致产出差异的最重要因素,资金投入次之。     

资本逻辑、发展风险与社会主义的正当性

资本逻辑在整体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是推动现代社会全球化发展的根本性力量.资本逻辑内在矛盾运动的激化过程正是当代种种发展风险生成的内在机制.当今人类文明所遭遇的风险境况表明,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旨归的科学社会主义仍然具有可欲性、合理性和正义性.应对无人能幸免的风险挑战,消弭贫富阻隔和对立,以人本逻辑反思并超越资本逻辑,重建被资本抽象化了的生活世界,为社会主义的正当性提供了新辩护.     

中美贸易不平衡对美国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是由于中美双方的贸易差额状况及价值观念等差异所引起的贸易问题。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美国曾多次宣称美中贸易逆差导致美国就业形势恶化。文章将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分析贸易收支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并选取1993—2018年美中两国贸易逆差额、美国失业人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中美贸易失衡并不是美国失业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美国劳动生产率及国内生产总值对其影响效应更大；从短期来看，美中贸易逆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美国就业机会。因此，将美国就业问题归结于中国对美长期贸易顺差是不合理、不客观的。     

马克思不平衡发展思想的双重视阈及其中国意义

广义的不平衡发展是马克思在关于"历史之谜"的唯物主义致思中叩开的新的"历史之问",它在认识论深处触及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历史辩证法立场上坚持具体统一性和灵活的客观性与必然性,拒斥抽象统一性和机械的客观性与必然性;在狭义上,他揭示了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结构性前提,亦是其再生产的后果,更是其危机扩大再生产的伴生物。马克思的思想对于增强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的理解进而坚定"四个自信",抵制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剥夺性积累,巩固和扩大公有制主体地位从而规约资本的创造性破坏作用、防止地方的"底特律化"等具有认知上的启示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创新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就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建设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问题,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基于债务协商视角的债转股定量研究

针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共同关注的债转股问题，基于债务协商谈判思想，建立部分债务股权互换模型，计算公司证券价格，探讨了债转股对公司价值、破产概率、破产损失成本和资本结构的影响，给出了银行等债权人愿意债转股的充分条件。结果表明：在事先破产清算协议贷款下，事后全部债转股总能提高公司股权价值，但并不一定能提高债券价值。只有其协商谈判能力满足一定条件，公司债权人才愿意事后选择债转股，实现帕累托改进、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其次，在公司股东协商谈判能力的一定范围内，部分债转股能提高公司价值，其最优转股债息比例随着公司资产风险的增大而增加。再次，债转股能降低公司破产风险和破产损失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债券风险溢价。最后，随着股东谈判能力增强，最优协商转股债务比例、杠杆率都减少，而债券风险溢价增大。本文所得结果对我国政府、企业和银行如何实施债转股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