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学风理论的发展历程

如同任何理论都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一样 ,毛泽东关于学风的理论也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形成和发展、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过程。它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客观需要而产生 ,又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获得了长足发展。在这一历程中 ,毛泽东对学风理论既做出过杰出贡献 ,又出现了明显的失误。但是他对学风理论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而失误则是第二位的     

政治流行语言"泛化"现象解析

政治语言“泛化”是语言变异现象中的一种。基层官员的模仿、反复使用是政治流行语言“泛化”的基础,无意识形成套话是政治流行语言“泛化”的根本,群众的儿戏是政治流行语言“泛化”的关键。政治语言“泛化”形成的前期有利于使某一政治事件引起公众的关注,形成以后则降低了该重要政治理论、政治事件的严肃性,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暴露了新时期政治思想工作的缺陷。     

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的共谋——基于《启蒙辩证法》和《否定辩证法》逻辑关系的探析

《启蒙辩证法》指证了启蒙理性囿于自身蕴含的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从而使得作为神话"祛魅"之进步观念的启蒙理性倒退为神话的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其结果导致了启蒙理性的"滥觞":启蒙理性成为非理性.《否定辩证法》旨在以概念的非同一性消解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困境,洞穿了启蒙理性抽象的同一性原则作为传统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秘密.《否定辩证法》是对《启蒙辩证法》之真正的逻辑承续,这种逻辑关联在本质上提示为启蒙逻辑的"二律背反"与形而上学统治权力之间的共谋关系,而其哲学根基就奠基于抽象的同一性原则.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

"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只有在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主要构成要素进行科学批判的过程中才有新哲学的建构,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不是在独立的传统哲学框架内形成和发展的,而是在历史学批判、社会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进程中形成和发展的。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对我们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点重要启示:其一,撇开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把握和研究的关注,缺乏马克思主义各个研究领域的对话和交流,就会违背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和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规律;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核心的任务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题是通过对当代具体科学成果方法论上的概括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的反思,从世界历史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进程、机制、特点、规律及其趋势做出哲学层面上的科学解释并为实践提供科学方法论的指导。     

马克斯·韦伯文明史研究方法中的问题意识与逻辑链

人们对马克斯·韦伯的理解向来多有歧异.文明史研究的视角有助于解决这种歧异.文明史研究需要多学科、多维度视野,韦伯的文明史研究具有同样的特征.这也是韦伯的问题意识与方法上的广泛地批判借用所决定.在韦伯寻找对问题的解答中实际蕴涵了三条值得注意的逻辑链.这些逻辑链对于研究文明史中的转型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转型大语境下文论创新的逻辑前提

文化转型与价值重建对传统学术与文艺学的发展与创新提出了崭新的课题.面对社会转型特别是后现代各种消费文化现象,文艺理论仍然没有摆脱"失语症"的梦魇与尴尬,从而引发出文艺学界对文艺理论与研究的困惑、对危机的反思.文章就解蔽文论与文论家的"失语症"、实现当下文论与文艺的同步性发展、拓展文论创新的方法论视野展开言说与回应,探寻文化转型大语境下文论创新的逻辑前提,以期获得既具学理深度又富人文关怀的理论视阈.     

德宏傣族的西迁与印度阿洪姆人的形成

今天居住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地区的阿洪姆人的祖先，是从中国云南德宏迁去的傣族。作者根据自己掌握的资料，对德宏傣族的西迁和印度阿洪姆人的形成进行了论述。     

话语连贯的结构与层次

话语中存在着连贯,这种连贯通过不同的衔接手段得以实现。着眼于会话中逻辑结构和层次联系分析是话语连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从话语逻辑结构出发来描述功能和互动等话语连贯的深层结构。     

不确定性与制度——关于制度研究的经济学方法

本文关于制度的研究,着重从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探讨了关于制度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解释;从交易的不确定性及人类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给出了制度形成的一般过程;制度在本质上是对不确定性的一种控制和对确定性的一种规定;制度的形成是一个不确定性与确定性不断均衡的过程.     

试论施米特政治理论的基本逻辑

卡尔·施米特是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之一.他从敌人与朋友的界分来理解政治的概念,并提出了一种关注紧急状态的主权决断论.作为一名反自由主义斗士,施米特继承了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由梅斯特尔、柯特斯等人所代表的极端保守主义的理论传统,堪称战后欧洲保守思潮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