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连坐、奖励告奸到亲亲相隐——公务协助义务从技术性向伦理性的转变

商鞅变法确立了举发犯罪的公务协助义务,后为我国封建统治者在法律制度中予以继承和发展,其过程经历了从技术性向伦理性的回归,这也给当代立法以启示：在立法确立公民公务协助义务时必须进行伦理预设,使该义务具有伦理性。     

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判定——以最高人民法院“东风”案判决为视角

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判定一直是我国商标法领域的热点问题。通过对"东风"案进行梳理,分析不同层级法院的裁判理由及其论证思路,厘清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判定思路,并指出不同裁判标准为何产生纠纷的症结所在。"东风"案确立的合理注意义务与实质性损害的认定标准是最高人民法院对"PRETUL"案所形成观点进行的修正,符合国际贸易形式的特点及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要求,理应妥善地运用于涉外定牌加工的商标侵权判定之中。     

退休不忘公仆情——记万荣县退休干部吉炳南

原万荣县委书记吉炳南1997年退休至今,始终没有改变亲民、爱民、为民服务的本色,被当地老百姓亲切地称为＂贴心人＂。17年来,他始终保持着心系群众、为民服务的高尚情怀。他说：＂领导干部的权力、责任和义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党员就是要做人民群众的公仆＂。朴实、真挚的公仆情怀,是他最耀眼的光芒,更是他最鲜明的品质。     

论投保人的告知义务——兼评《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5、6条

告知义务为保险法上的一项古老而常新的重要内容,其法理基础为"诚危说"(诚实信用与危险测定)。德国、日本、台湾地区、英美等保险法对告知义务的相关规定,殊值借鉴。《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5、6条应该予以完善,确立告知义务的履行期为"保险合同生效前"、告知义务主体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告知义务的内容之"有关情况"采取列举主义,询问方式采取书面询问模式,并对"概括性条款"予以区分。     

严重非法关联交易行为犯罪化探讨

《公司法》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控股股东规定了自我交易禁止义务,违反该义务的规定即构成非法关联交易行为。司法实践中,对部分已经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非法关联交易,刑法对此仍留有空白。文章通过对非法关联交易犯罪化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进而提出我国严重非法关联交易行为入罪的立法构想。     

农民的道义经济与发展抗争 ——一个西北少数民族村落的征地谈判个案分析

［摘要］通过对一个西北少数民族村落征地事件及其扩散的社会情绪的分析，展现出底层农民的道义经济观，即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与平等发展的社会公正观，以及影响其实现的根源，即在社会转型中人情网络关系向个人契约关系转变的失败。同时，也反映了底层农民就征地问题表露出的在生存与发展问题上对国家的高度认同与对地方基层不满的政治倾向。     

论义务的来源

义务是个体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应当性,通常所说的义务主要指道德义务。义务来源于个体的良知,它经由人类情感和理性的交互作用而产生。当个体良知通过"三人社会模式"转化为社会大众良知后,义务就成为社会大众良知的内在要求,社会大众良知能够以社会评价或社会舆论的方式迫使个体履行义务。因此,个体良知可以产生义务、社会大众良知也能让个体负有义务,但从根本上说,义务源于个体的良知。     

论检察官客观义务之实现

检察官制度是国家为维护法律秩序与社会正义所做的制度安排,从检察官制度的基本法理中就可以引申出检察官的客观义务。现阶段,研究客观义务的关键并非在于承认其存在与否,而在于能否客观地审视此种义务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检察官负有的客观义务,是人们对检察官本身的信赖。只有将这种对人的信赖转化为对制度的信赖,才能保证刑事司法制度的正当性以及公众对刑事司法机制的认同,这应该是我们对待客观义务的基本态度     

试论商业判断规则

商业判断规则是美国公司法上的一个很有特色的案例法规则,一般认为是董事或者经理善意地进行商业决策,也即满足注意义务要求的情况下免除个人责任的规则。这一规则与美国公司法赋予董事广泛的经营管理权限密不可分,其目的也是在于防止法院介入。通过对商业判断规则进行讨论,希望能对我国董事职责体系产生一些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