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人民本位”文艺观再认识——以历史剧《南冠草》及相关文献资料为中心

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人民文艺”话语建构者之一，他在1944—1947年间明确倡导“人民本位”文艺观。以往学者主要从他的政论类文章中解读这一思想的提出、变化及价值。实际上，郭沫若的历史剧《南冠草》的创作和两次修改都与“人民本位”文艺观密切相关。郭沫若认识到夏完淳所代表的传统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局限性，重新评价了传统士大夫精神在整个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进而在现实中推动传统士大夫阶层向革命知识分子的转变。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融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而建构的“人民本位”文艺观，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特质和艺术价值，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事业和当代文艺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先秦民主论——以郭沫若、吕振羽和侯外庐为中心

20世纪前期以郭沫若、吕振羽和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先秦民主思想做了深入研究。他们结合具体社会构造和社会关系阐释先秦民主思想，其阐释可以归结为三个命题：人的发现、天民合一、赋民权利。在探讨先秦民主思想产生的根源时，郭沫若立足于人民解放视角，吕振羽以阶级斗争作为维度，侯外庐主要从土地私有的显族历史进行说明。他们既肯定先秦民主思想对社会现实的超越和批判，又揭示其脱离时代的空想和局限。他们开创了先秦民主思想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但也存在不足。     

郭沫若对庄子美学的新开拓

沫若以泛神论及“艺术精神”对庄子思想的言说开启了庄子美学的新识度，将庄子美学由潜在的研究引出了地表。泛神论与庄子思想的融汇使郭沫若在庄子这里发现了“洞辟一切的光辉”，扩张的自我是郭沫若赋予庄子的新意义；将庄子思想与“艺术精神”联系起来是郭沫若独具一格的创造，虽是星星之火，但对20世纪庄子美学的发展来说，实有燎原之势。     

最深处的国家潜力

1924年8月9日,郭沫若长函致成仿吾,记录了他个人受辱经过:1918年8月初,我入学福冈医科大学,挈妇将雏从冈山前往福冈。下火车后,人力车夫将我们拉到医科大学前面的大学街,停在一家大旅馆门口。这些旅馆专靠医大吃饭,收宿求治问     

挽赞中的大度

辞章之中,挽赞当数特别的一类。既挽,乃生者对逝者的缅怀追想、显扬评价;既赞,难免有溢美过誉、嘉尚谬奖之词。挽赞之辞虽盛,却非全是虚妄之论。黎元洪于民国成立时勉为其     

郭沫若与中国古代诗歌研究

郭沫若先生有关中国古代诗歌的评论散见于他的著作、文章及讲话稿中。本文的宗旨是,对郭沫若先生此方面研究的思想倾向、评论方法和它们的学术价值、影响等,加以归纳评说。郭沫若先生首先是一位革命者、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然后才是学术的巨擘,所以他的学术活动,始终贯穿着批判的精神。他对于中国古代诗歌的研究,同样也鲜明地体现了这种精神。在研究古代诗歌时,郭沫若先生十分注意用思想的利斧,去剁开诗歌表面的硬壳,还诗歌以本来的面目。例如他告诫人们:“《诗经》一书为旧解所淹没……旧解的腐烂值不得我们去迷恋,也值不得我们去批评。…     

在时代的风陵渡口:郭沫若与现代中国的权势转移

郭沫若的文化思想、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随着社会权势的变化而变化,形成了丰富而驳杂的特点.他将自己置于多重社会力量和文化场域之中,特别是文学创造、社会革命和政治斗争的风陵渡口,身处文学与政治、文化与革命之间,在自主与依附的矛盾中挣扎、选择或超越,扮演了诗人、学者和政治家的不同身份,将话语表达和行为参与啮合起来,实现思想、行动和话语的腾挪、隐遁和交换.既有开风气之先的创造性和“欣将残骨埋诸夏”的战斗性,也有特定时代不得不为之的逢场作戏和仅仅是“说说而已”的文化修辞.作为现代思想文化代表的郭沫若,对他的认识和评价应有客观的历史眼光、贴近的时代体验和切身的同情之理解.     

郭沫若早期叙事中创伤体验的自我感知、体认与展现

郭沫若早期叙事中的创伤体验,隐含着多重心理内涵和动机,影响和参与了他文学家身份自我认命的建构,创伤的修复和意义的确定是这一建构过程的价值坐标,同时也激发了他高亢的生命创造力。创伤体验及修复是促使文学家郭沫若达到时代巅峰的重要内在精神驱动力。     

创世佳作——《殷契粹编》

阐述《殷契粹编》的成书和学术价值；郭沫若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普及甲骨学的奠基作。     

新中国报刊刊载郭沫若诗文探究

郭沫若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了许多文艺作品,并在报刊发表.郭沫若创作的诸多作品侧重于燃烧岁月的激情书写和民族国家的现代勾勒,建构了新中国政权合法性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图景的文化符码,从而呈现出“过渡时代”的文学镜像和文化烙印,但被不少读者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