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郭沫若的“精神基因”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评价褒贬反差最大的文化名人之一.目前郭沫若研究中最迫切的课题是探索郭沫若文艺创作和精神历程的深层本质,还原郭沫若“人格现象”背后的内在原因,从而达到对郭沫若的整体认识.仪式是纵贯郭沫若文艺创作与精神历程的一个关键词.从早期新诗创作到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仪式始终作为郭沫若的“精神基因”而存在.仪式赋予了郭沫若“别有天地非人间”的天才灵感,形成了郭沫若独特的创造性思维方式,也导致了郭沫若创造力的最终衰退.从仪式角度考察郭沫若的文艺创作与精神历程,有助于揭示郭沫若的文化人格,使郭沫若研究尽快走出众声喧哗的混乱局面.     

创造社主将笔下的漂泊者形象

创造社作家的漂泊小说,是一份独特的文学成就,尤以两位主将郭沫若、郁达夫的创作更为突出.由于他们去国留学的个人经历不同以及其写作风格的差异,他们各自笔下的漂泊者形象又各具特征.郭沫若笔下的漂泊者是"苦旅者"的形象;郁达夫笔下的漂泊者是"哀旅者"的形象.这类形象以其独特的韵味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人物形象的画廊,同时也以其形象魅力的展现,彰显了漂泊小说独特的文学价值.     

郭沫若抒情小说小考

许多学者将郭沫若的抒情小说定义为"通过虚构且富有浪漫色彩的故事来抒发作者内心潜在的情感",并且归纳出两项特点:第一,作者在小说中抒发感情的部分往往具有压倒一切其他内容的重要意义。第二,作者总是在作品中向读者揭示自己更为隐秘的内心世界。若进一步以拉康·雅克的"欲望理论"来考察郭沫若的抒情小说,则可发现作者企图藉其创作告知读者欲望的属性,而小说角色表现的欲望可说是进入作者内心世界的一把钥匙。根据拉康的理论,人们总是因为将他者的欲望视为自己的欲望,而陷入执着的状态,郭沫若小说里的男女主角也是如此,在某种程度上小说人物的特性也象征作者本身的投射。     

“新论”之“新”——评《郭沫若研究新论》

郭沫若作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一生著述甚丰,且卓有建树。其深远的学术影响广及中国以至整个世界。郭沫若研究从上世纪初发轫,经过了百年的长足发展,已有了相当的学术积累,也不乏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郭沫若构筑的学术文化高峰,蕴藏太过丰富,迄今为止的研究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未能囊括他的全部。可喜的是,新近出版的《郭沫若研究新论》(秦川著,社会     

郭沫若诗歌的“神话转型题旨”与文学想象意义——以《女神之再生》与《凤凰涅槃》为例

"神话"作为一种早期人类形态的元典,从来都是作家驰骋想象的文化资源。郭沫若的诗歌《女神之再生》、《凤凰涅槃》将神话的"创世题旨"与时代转型语境进行了现代性的对接和生发,激活了尘封和遮蔽的种族记忆,现代民族国家被想象成具有完美人格化形象和"会说"的主体存在群,这种文学想象现代民族国家的方式其文学史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标点的妙用

我国古代没有标点符号．但小小标点开始使用之后,却能起到很大的作用。郭沫若曾经说过：标点好像一个人的五官,一个标点符号用得恰到好处,不仅可以使语言记录更加准确、生动,耐人寻味．还可画龙点睛。     

百岁红色湘女黄慕兰的传奇人生

她出身名门,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却选择了血雨腥风的革命道路;她为了革命而“潜伏”,机智地营救过周恩来、关向应等中共领导;她天生丽质,郭沫若、茅盾等都曾将她化身为作品的女主人公;她周旋于社会各界,与宋庆龄、何香凝、董必武、瞿秋白等国共高层都有直接的接触;她历经革命的激情、解放的自由,也饱尝斗争之磨难,跨越百年,至今健康地生活着。     

《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与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

《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和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书写嬗变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女神》与集外诗作的对照,既可以还原郭沫若早期诗歌多体式、多元化的尝试,也可以印证诗人创作中一直存在着的两极化创作现象。兼顾诗人风格各异的诗作,有利于调整对郭沫若《女神》时期的文学史书写。     

郭沫若对庄子态度的变迁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郭沫若对待庄子的态度经历了三个非常不同的时期:浮夸时期,苦闷时期,匡济时期.在第一个浮夸时期(1924年以前),郭沫若对待庄子是充满浮夸的浪漫情怀的歌咏,把庄子哲学与西方的泛神论等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个性与浪漫色彩的"文学化的庄子";在第二个苦闷时期(1924-40年代),郭沫若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对庄子的评价上,虽然其学术态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基本上还是为我们客观地提供了一个"学术化的庄子";在第三个匡济时期(60年代),郭沫若则完全用阶级论来评价庄子,于是有了一个"政治化的庄子".郭沫若对庄子态度的这种戏剧化的变迁,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庄子哲学在现代中国的波折命运,而且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文人在政治环境的压力下个性逐渐走向毁灭的悲剧.     

论焦菊隐对北京人艺演剧民族化的贡献

在北京人艺演剧民族化的过程中,作为总导演的焦菊隐功不可没。他高度重视剧院与作家的通力合作,力求把北京人艺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剧院。其中,郭沫若的三个戏剧为北京人艺探索演剧民族化提供了合适的范本,为民族化路向的确立和完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