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分化与农民层级迁移

“乡—城”迁移假定农民由乡村向城市迁移,这一假定遮蔽了实践中农民迁移方向的多元性,阶层分化是基本影响因素。以武陵山区龙马乡为例,田野调查发现公共品供给贫困,农民普遍要求迁移。然而实践中农民迁移路径受制于农户拥有的初始资本和可持续生计来源,不同阶层农民的迁移路径呈现层级性。农民迁移在目的地上表现为从城镇、中间集镇到中心村的地域层级,各迁移路径性质分别是非农化迁移、过渡性迁移和农村内部迁移,这种农民迁移实践可以归纳为“层级迁移”。层级迁移是农民阶层分化背景下的农民迁移基本规律。     

迁居老人留城养老意愿调查——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乡—城迁居老人的出现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其留城养老意愿是家庭代际互惠链条得以维持的关键.本文基于对西安市858名迁居老人的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迁居老人的社会资本现状及其对他们留城养老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63.85％的被访者愿意留城养老;迁居老人属于城市社会资本弱势群体,其社会资本存量较低,且呈现强关系与弱关系相结合的特点.社会资本对迁居老人的留城养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社区规范、社区互惠程度与迁居老人留城养老意愿呈正相关关系,受互动内容影响,社区互动水平与之呈负相关关系;社区信任水平对迁居老人留城养老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乡约缘起与演进中的话语实践

乡约作为民间治理的话语实践,是各种权力在规范乡间秩序时的一种再生产。随着朝代更迭,乡约也在不断演进,乡约发起者由士绅逐渐过渡为官员,乡民参与由自发变为强制。循着福柯"话语—权力"和"权力—规训"的路径对乡约进行探讨,可以发现:乡约内容自儒家伦理转为皇帝圣谕,体现了乡间治理话语权由绅权向皇权的转移,乡约由最初的民间自治组织最终沦为官方执役工具;拥有权力合法性的皇权在对乡民意识形态建构时,也从道德教化转向了对乡民的权力规训。     

回归自然——以《乌有乡的消息》为例

威廉·莫里斯的代表作《乌有乡消息》是一部以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为题材的优秀的长篇空想小说。该小说中蕴含的生态观及教育观都体现了莫里斯所倡导的回归自然的理念,对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极具借鉴意义。     

“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

在中国移民史上,麻城孝感乡是一个内涵相当深厚的地理概念.关于麻城孝感乡的口碑传说,在四川绵延不断.本文具体考证了麻城孝感乡的建置沿革,认为其存在于明代中期,1472年方撤销建置;"麻城孝感乡现象"的产生原因并非单一,而是具有麻城孝感乡作为元末明初移民迁川中心,以及清初以来以湖广籍为主的外省移民,动辄称祖籍麻城县孝感乡两个层面的意义;并以实际案例从冒籍角度探讨了这一现象.     

原始酒文化的现代迷失性错位--兼论基诺族小康文明建设

作者对基诺族原始酒文化特别是现代嗜酒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嗜酒是脱胎差异的小民族在社会大转折时代出现的迷失性文化错位,是一种综合性的人类贫困问题,有碍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认为酒消费是随着时代而变迁的,基诺族现代酒消费的文化定位应是:健康节酒,并建议实施悖恩格尔系数递减法,把嗜酒问题作为基诺族小康文明建设的难题与突破口。     

从诗与酒看阮籍与陶渊明的不同

阮籍和陶渊明都爱饮酒,都是诗人.但是,阮籍的诗中几乎无酒,而陶渊明诗则几乎"篇篇有酒",其中的原因既在于陶渊明的时代,看惯了乱世的变迁,思想变得平和,更在于陶渊明通过儒家"固穷守节"、"安贫乐道"的修身之道,达到了道家的"抱朴守真"的既躬耕又脱俗的生活境界,诗与酒的融合便缘于此,不是酒与诗彼此融合,而是二者都融合在生活里,成为一体.阮籍诗与酒的分离,亦缘于生活的两面性:表面反礼教,内心执著于礼教,诗与酒的分离实是心灵的自我分离.此外,阮、陶二人亦有着时代思想的传承关系.     

看上去不配

重阳节,又称老人节,因为是每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月日均为九数,双阳相重,故名重阳节。每年的重阳节都要登高、赏菊、喝菊花酒、插茱萸等等。古人诗云: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作登临恨落晖。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     

“夜明珠”照亮了三乡老区

2016年的春节,三乡圩镇及其周边乡村比往年显得更加热闹、喜庆。新安装的村道路灯,如同一颗颗明亮的夜明珠,在漆黑的夜晚为老区人民照明,鲜红的中国结更是增添过年的喜庆气氛。此前,梅县区老促会雁洋镇分会领导注意到,三乡圩镇至周边江上、松柏、梓楼、龙颈村民小组的村道,仍未安装路灯,村民们夜间行走极为不便,存在安全隐患。分会领导将这一民生问题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