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下棋

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约周恩来对弈。蒋介石求胜心切,使出双炮将战术。周恩来成竹在胸,走马关车,不经意已化险为夷。到中局时蒋已节节败退,周恩来稳扎稳打,妙用＂卒＂＂车＂＂马＂＂炮＂,步步逼近。在场＂观战＂者,无不佩服周恩来高超的棋艺。蒋介石下台阶道：＂恩来从小跟过名师吧。＂周恩来笑道：＂下棋不过是爱好,哪从什么师哦。＂     

国共双方重庆谈判实力以及中共谈判策略述论

从制约国共重庆谈判实力的各因素分析,谈判前夕中共除谈判人员水平能力一条外,其余均处于劣势:军事实力国大共小、对谈判本身需要程度较高、对对方苛刻的谈判条件无法满足也不允许满足、谈判环境于己既有利也有弊,从而使整体上居于相对不利地位.谈判之所以最终能够签订<双十协定>,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周恩来等成功运用谈判策略弥补了谈判综合实力的不足:精心准备,不打无准备之仗;出其不意惠临重庆,打乱对方部署;重视谈判气氛的营造、抢先进行较高报价、有理有利有节的讨价还价;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现场外配合取胜,等等.     

毛泽东重庆谈判前的战略思维分析

战略思维是一种具有统揽全局性的思维,它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扩大观察的方方面面视野,作到全面而有效地把握事物发展规律及发展趋势,是新时期干部必备的思维方式.重庆谈判前,毛泽东的战略思维独具特色,他静观时局变化,巧用模糊策略,迅速扭转被动局面,并乘势而进,迎来和平一线曙光.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思维,对今天培养和提高党政干部的战略思维能力极有启发意义.     

苏联在国共重庆谈判中的作用和影响

苏联支持国民党而不支持中共的公开承诺,使蒋去掉了解决中共问题的后顾之忧,并有理由认为这是压迫中共就范的最佳时机和有利条件,故三请毛赴渝谈判。由于苏联在远东问题上和美国达成妥协,故为主中共和谈,中共必须认真权衡此建议,同时也不能不根本改变对战后形势的基本估计,国内和平前景及与蒋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增大。苏联要中共参加以蒋为首的联合政府的实质是试图按战后法、意两国的模式处理中共,对此,毛泽东表示准备作出让步,但和上述模式又有本质区别。     

新四军第五师中原突围

1942年至1944年,我从八路军120师358旅715团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毕业后未回原部队,参加了干部大队（队长贺炳炎、政委廖汉生）,随王震率领的一纵队去了大别山新四军第五师（简称新五师）。我被任命为新五师15旅政治委员,与王海山旅长一同工作。我到大别山新五师后经历了若干大事：日本投降、毛主席赴重庆谈判、新五师内部的地方工作区划分,本部调整和战斗部队整编,     

重庆谈判的后续演进

1945年秋,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等问题进行谈判,签署了"会谈纪要"(亦称"双十协定").由于国民党方面没有很好地执行这个协定,致使中国陷入内战.几经较量,国民党处于败局.在此窘境之下,国民党再次玩弄和谈骗局,派出张治中、邵力子等前往北平与中共方面进行谈判.由于共产党方面胜利在望,要求条件自然很高,而国民党方面不愿缴械,致使和谈破裂,由此出现了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局面.     

平凡出伟大——刘少奇（下）

代替毛泽东的主席职务1938年秋初,在刘少奇领导下,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建立和发展了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共产党有了群众基础,有了政权,有了新军,有了根据地,形成了一支新的强大力量。那时人们把它叫做山西新派。这支力量,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坚持华北抗战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同志的陪同下去重庆谈判时,中央绝大部分同志到前方去了。毛泽东离开延安前,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确定由少奇同志代理党中央主席职务。这段时期,他既要抓好中央直接领导的工作,又要配合好毛泽东在重庆,还要沟通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我军的联系与协同,指挥好前线的斗争。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少奇同志一生中为党为革命,工作最繁重、最劳神、最紧张的一个时期。     

戏解姓氏

1945年10月，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文艺界名流邀请毛泽东作一次演讲。演讲后，有人问道：“假若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毛先生有没有信心战胜蒋先生？”“国共两党的矛盾是代表两种不同利益的矛盾，至于我和蒋先生嘛……”毛泽东幽默地说，“蒋先生的‘蒋’字，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个草头将军而已。”说完，便发出了豪迈的笑声。“那毛……”不待那人问完，     

散落在纪实与虚构之间——解读黄济人长篇小说《重庆谈判》中的重庆民俗文化

黄济人的《重庆谈判》与重庆民俗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重庆谈判》的纪实性与虚构性为重庆民俗文化的呈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具体而言，《重庆谈判》中的重庆民俗文化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丰富的重庆城市意象书写；第二，立体的重庆居民衣食住行描写；第三，广阔的重庆地域文化空间展示；第四，经典的“独白”式叙述方式背后雄浑的“重庆腔”。重庆民俗文化内容使作品具有鲜明的重庆特色和城市风格，为重庆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丰富的重庆民俗文化内容也使得小说既客观真实，又非常个人化和个性化，成就了黄济人和他的《重庆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