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黑龙江流域属国、属部朝贡活动研究

辽朝在征服、招抚黑龙江流域乌古、敌烈、鼻骨德、五国部等族群之后,相继建立属国属部制度,并将其纳入王朝"道"一级行政区划之中,各属国属部在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统辖下进行不同程度的朝贡活动。辽中期建立起管理属国、属部的地方机构,对一些属国属部的统辖机制开始由朝贡制度向行政统辖制度转变,表现出统辖关系紧密的乌古、敌烈部朝贡次数骤然减少,鼻骨德部次之,统辖关系相对疏松的五国部则实行持续而规律的朝贡活动,因此不可简单地认为黑龙江流域属国属部朝贡活动频繁是辽朝对其统辖紧密的体现。     

《春秋宗朱辨义》与直书示义之书法

持比事属辞为研究视角,参考《朱子语类·春秋纲领》之论说,以《春秋宗朱辨义》为研究文本,考察张自超《春秋》学之原委,究竟如何宗朱。同时阐述即事可以显义,比事属辞可以观义以及以《经》治《经》,可以“无传而著”诸理念。上述观点,分两节阐说论证：一是“直书示义,予夺俱见”与朱子《春秋》学。拟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之视角,凸显朱子《春秋》学之主轴,为后半幅论说提供学理依据。二是“据事之实,仍史之文”与《春秋》宗朱。朱子《春秋》学,或语焉不详,未臻完善;或疑似之际,有待辨析。张自超《春秋宗朱辨义》,既述且作,兼顾“宗朱”与“辨义”,往往于前修未密处,后出转精,以建构自成一家之《春秋》诠释学。由此观之,张自超著《春秋宗朱辨义》,堪称朱子《春秋》学之功臣。     

扬琴独奏《吉普赛之歌》钢琴伴奏和声分析

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又名《吉普赛之歌》）是小提琴独奏曲中不朽的名篇,后被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刘月宁改编为扬琴独奏曲。本文对钢琴伴奏谱例的调式调性、和声运用、和声色彩、伴奏织体、副属和弦、终止式的运用及近关系转调和远关系转调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阐述。．     

海德格尔论同一性问题——以《同一律》为中心

同一性问题是西方哲学领域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一个困难重重的问题。海德格尔的《同一律》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两种同一性观念———作为一物与其自身的统一性和绝对反思之先验地中介了的统一性———的批评性对话中寻求"非思"之处,并且在存在问题的指引下,决定性地将同一性阐述为思想与存在的共属性,即同一性是在思想与存在的相互听从、相互需要的循环往复中得以确立的。此一意义上的同一性又与存在论的差异性、辩证法和时间性诸问题交错在一起,这种交错辉映在一定程度上典型映现了海德格尔的同一性思考与以黑格尔为最高环节的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某种因缘与区分。     

中国野生大豆遗传多样性研究

遗传多样性研究是保护生物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种质资源的保存利用和研究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野生大豆是栽培大豆的野生近缘种,在长期自然环境选择下形成了较为丰富的变异类型,是大豆的珍贵基因库,具有高蛋白含量、较强的抗逆性和较高的繁殖系数等优良特点,为栽培大豆的遗传育种和种质改良提供了重要的基因资源.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科研工作者在对全国野生大豆（Glycine soja Sieb.et Zucc.）搜集考察基础上,分别从农艺性状、酶水平、基因水平和细胞质水平揭示了野生大豆的遗传多样性.近30年野生大豆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成果表明,野生大豆遗传多样性研究为野生大豆的种质保护与保存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野生大豆作为栽培大豆的遗传资源提供了有效利用的理论依据.     

女性 母性 人性——莫言长篇小说《蛙》中“姑姑”的性属隐喻

莫言长篇小说《蛙》以“姑姑”为叙事中心,塑造了一位在特定历史境域中复杂、扭曲、苦涩、挣扎着,且带有政治品质及男性化特色的女性形象。小说对其由多难境域到心灵及精神性转机的体验,直击人们的灵魂深处的痛楚,不仅符号性地包蕴着强烈的历史感,而且内蕴深沉的理性反思。“姑姑”曾经失却女性本有的品性,但她最终以躯体中流淌着的母性血脉而使人性之善得以回归,其中隐含着回溯历史,审视文化,而以深沉的反思及自我救赎,借力自身的行动而达心灵和精神归位,以重建女性、母性及人性的本真。     

试论青海“花儿”风格之“野”

青海"花儿"是青海民族民间艺术中甚为艳丽的奇葩,是河湟儿女至为钟爱的艺术形式,也是河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要使"花儿"继续保持其强健的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必须保持其以"野"为最重要特征和以纯正、清新为显著特色的基本风格。     

清漳河畔,新闻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谒山西左权太行新闻烈士纪念碑

山水是美妙的俦侣。太行山虽然高大巍峨,倘若没有漳河水日夜奔流其间,则不免要像一个寂寞的英雄,虽然骨骼魁伟,却衣衫褴褛。"北上何所苦,北上缘太行。磴道盘且峻,躔岩凌穹苍"。李白眼中的太行山,是无水的太行,令人不愿亲近。我们一行所拜访的山西省左权县,由于得到清漳河的滋润,有着     

《二年律令·秩律》所见汉初的奉常

奉常是西汉掌管宗庙礼仪的中央职官,其地位十分重要。长期以来,学者在研究西汉奉常,主要依据《汉书·百官公卿表》的记载。但《汉书·百官公卿表》所反映的大约是西汉中后期的情况,难以证明汉初职官设置的实际。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的出土为研究汉初的奉常提供了宝贵资料。从《二年律令·秩律》所载来看,汉初奉常与太常的名称变化要比传世文献记载的更为复杂;外乐、太卜、太祝、祠祀等奉常属官的实际情况与传世文献的记载也有不少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