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下)

张居正是继商鞅、王安石之后中国封建社会最杰出的政治改革家.他在明代中后期隆庆内阁斗争不已的迭次“阁潮”中的审慎表现使其在内阁中地位稳步上升,壬申政变“倒高”后他终于登上内阁首辅的宝座而导致张居正当国“江陵柄政”时代的到来.徐阶、高拱和张居正都是隆庆内阁中著名的干才、能臣和良相,尽管张居正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但在他从政隆庆内阁时先后与徐阶、高拱携手合作,在当时“丞相政治”下始终有效地推动整个封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其安邦治国的煌煌文治武功的业绩则是值得肯定和应该大书特书的.     

国家与商人的利益疏离及其后果——一个晚明例证

16世纪70年代的晚明中国面临着一次构建全球经济联系的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机遇,可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机遇被遗憾地错失。本文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深层因素的考察,发现国家利益和民间商人利益的长期疏离是导致以上结果的基本原因。如今,面对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能否把握住机遇,仍将取决于国家利益和民族企业利益以及国家主义和开放主义的结合。     

明中后期言官蜕变的原因

明中后期,言官群体发生了严重的分化蜕变,究其由,一是言官制度的崩坏;二是言官信仰发生动摇;三是专制皇权的摧抑打击。其中皇权的摧抑对言官蜕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张居正改革前周边民族形势之透视

张居正改革之前,周边民族形势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北方,虽然蒙古察哈尔等部频年侵扰,但随着俺答封贡的实现,明蒙关系趋于缓和,蒙古诸部＂臣服＂明廷,贡市不绝。在辽东,女真王杲部逐渐兴起,连年入掠,成为明朝民族关系中的新问题。在南方,嘉、隆以来少数民族的叛乱与反抗斗争并未全息,但同时各少数民族土司长官仍然定期进贡。凡此,都要求张居正改革集团顺应民族形势之变化,因地制宜地推行相应的民族政策。     

“隆庆和议”新论

以往的研究往往把“隆庆和议”的实现完全归功于阿勒坦汗的努力,忽略了其他蒙古首领的积极参与及推动作用.其实,“隆庆和议”前后的“通贡市”活动始终有蒙古各万户首领参与其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认识到这一点,不仅不会对阿勒坦汗的历史功绩有所损毁,还可以从新的视角揭示阿勒坦汗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     

明代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兼与许苏民先生商榷

明隆庆帝继位后,在福建漳州设立海澄县,并于隆庆元年(1567年)在该地部分开放东南海禁.这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此"海宇宴如",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平息.海外贸易得到迅速发展,白银大量内流,国内银本位制渐得确立,商品经济发展到一个新水平,并开始日益侵蚀封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明后期出现了以反矿监、税使为标志的"市民运动",思想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为工商业者鼓与呼的新思潮,由此可见,明代后期隆庆开放应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由保守到改革：明代隆庆政局的走向——以徐阶、高拱、张居正为中心的考察

明隆庆朝为时短促,仅有6年,但却是由保守走向改革的转折时期.前3年是以徐阶为首的保守派对嘉靖弊政进行救弊补偏的阶段,后3年是以高拱为首的改革派全面推行改革的阶段.随着隆庆前后期阁权的转移,即高拱职掌吏部事继又提任首辅后,隆庆朝呈现出由保守到改革的政局走向.     

折上折:明代隆万间的赋役折银与中央财政再分配

明代的赋役折银不仅牵涉王朝白银财政体制的形成、一条鞭法的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转型等重大问题,且直接关联着田赋、盐课、徭役和上供物料等不同税收类项,以及会计、征收、解运、贮藏等多个环节。京师银库是连接基层赋役折银和国家白银财政体制的关节点。对京师户部、工部和皇帝等所属的银库所贮上供物料的类项、数量以及库藏间分配关系等的探讨,有助于弄清明代白银财政体制如何通过中央各部财权博弈建立的过程,从而在国家白银财政管理制度层面推进对一条鞭法的研究。隆庆、万历年间的上供物料,经历了从区分本色、折色到区分本色折银、折色折银,以及从皇帝专属到皇帝、户部和工部共有的转变。这一转变表明,一条鞭法下的上供物料折银与中央各部的财权博弈紧密相关,但户、工二部从皇帝内府分割的财赋需奏报皇帝,说明皇帝才是中央财政的最高决策者,而派无定数、轮年折征和折率不定,意味着朝廷内部并无财政集权,而是实行财政分权。     

是历史屈从现实,还是现实回归历史--与刘庆华先生商榷：发现攀枝花铁矿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文章就发现攀枝花铁矿过程中的几个问题，与刘庆华先生商椎。无论是常隆庆先生的遗墨或是《宁属七县地质矿产》，都无法支持刘庆华先生的“1936年说”。1936年常隆庆先生没有到攀枝花，没有发现攀枝花铁矿，更没有发现攀枝花钒铁磁铁矿。1940年8月发现攀枝花钒钛磁铁矿这次调查，刘之祥是领队，是发现攀枝花矿产资源的代表，常隆庆只是临时加入的同行者，是没有分配具体任务的共同发现人。文章用充分的文献资料证明，刘庆华先生把常隆庆先生确立为这次调查中发现攀矿的“领导”，“代表”是没有根据的。发现攀枝花钒钛铁矿是中国地质矿产勘探史上的一件壮举，面对十多年来的是是非非，是历史屈从现实，还是现实回归历史？科学的要义是什么？再一次成为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