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019年浙江省电影市场结构研究

采用CR和HHI指数，测算2010-2019年浙江电影产业的制片、发行和放映3个环节的集中度，分析市场结构，结果表明：2010-2019年浙江省电影的制片、发行以及放映的CR4指数平均值分别为6.62%,62.13%和6.84%。电影发行环节的集中程度较高，市场结构属于高中寡占型；制片和放映环节的集中度较低，市场结构均属于竞争型。浙江省电影产业总体市场结构不合理，集中度偏低，产业资源分散。因此，浙江省需制定相关政策，支持与引导电影产业的稳步发展；鼓励电影企业间进行并购重组，大幅度地提高市场集中度；发展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建立以龙头企业带动中小型电影企业协同发展的有效竞争格局，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形成垄断结构下适度竞争类型的市场结构。     

企业风险投资、商业模式塑造与企业绩效：基于CPSEDⅡ的实证分析

区别于独立风险投资过度追求财务目标，对于同时兼具财务与战略双重目标的企业风险投资如何影响标的企业绩效现有研究莫衷一是，根本原因在于对其作用机制缺乏深入分析.本研究基于资源战略匹配理论，从商业模式角度分析了企业风险投资对标的企业绩效影响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基于CPSED II的955家新三板IT企业实证研究发现：企业风险投资会通过商业模式创新维度(而非效率维度)这一中介效用对标的企业绩效产生负向影响，而标的企业股权集中度会对上述中介效应存在调节作用，本研究不仅厘清了企业风险投资对标的企业绩效影响的作用机理，同时也从商业模式视角深化和扩展了公司治理研究.     

中国股票市场收益率的可预测性研究

构造了包括中国A股市场组合、行业组合、账面市值比组合和市值组合在内的31个投资组合,选取了8个预测因子(账面市值比、股利分配率、股息价格比、股息收益率、每股收益价格比、现金收益价格比、通货膨胀率、股票波动率),运用了可行拟广义最小二乘法对各因子对各投资组合收益率的可预测性进行了样本内和样本外检验.研究发现:1)中国股市收益率是可预测的,但是各投资组合收益率的可预测性在样本内、样本外、熊市和牛市均存在差异;2)绝大部分投资组合收益率的可预测性可由条件CAPM模型捕捉的时变系统风险溢价充分解释; 3)行业投资组合收益率的可预测性与行业集中度显著负相关,可由信息摩擦理论解释.     

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绩效——基于行政审批中心成立的准自然实验

行政审批改革是重塑政府与市场间关系的重要举措，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以2001—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各地行政审批中心成立的“准自然实验”下，系统考察以审批制度改革为主要形式的政府放权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审批制度改革显著提升了企业创新绩效，表现为企业创新对经营业绩和营业收入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拓展性检验发现：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客户集中度低和产品多元化程度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看，审批制度改革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投资灵活性。研究结论有助于揭示审批制度改革对微观企业行为影响的传导机制，对我国如何进一步推进合理精准的审批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供应链集中度的影响——基于信息透明度中介变量的研究

数字化转型是现阶段企业改善供应链集中度的有效路径。利用2011—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集中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集中度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信息透明度在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集中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促进信息透明度的提高进而降低企业供应链集中度。研究结论对企业合理利用数字化转型以提高信息透明度进而选择更加良好供应商以及寻找潜在的顾客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ESG表现有助于降低客户集中度吗?

基于中国传统“关系契约信任”的非正式制度背景，以客户集中度作为关系交易的替代变量，研究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表现与客户集中度之间关系及其逻辑机理。结果表明，企业ESG表现显著降低了客户集中度，减弱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机制检验发现，ESG表现通过提高信息透明度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中介渠道降低客户集中度。异质性检验发现，分析师关注度较高、客户议价能力较高和存在关系型投资的企业，ESG表现对客户集中度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基于盈余平滑与供应链管理视角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盈余平滑信息机制，通过对2008-2020年A股国有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和高管参与治理能够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质量，并促进企业信息属性的盈余平滑。立足盈余信息的有效契约观，进一步分析发现，盈余平滑信息机制通过降低供应链集中度对国有企业创新质量产生促进作用。因此，国有企业应强化创新引领作用，充分发挥非国有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重视高质量财务信息披露对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创新质量提升的助推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的影响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中国发展数字经济中的重要一环，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实现融合发展，进而使中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获得重要优势。采用2011—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数字化转型和客户集中度的关系及其中的渠道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提升，客户集中度会显著降低，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进行高质量信息披露的能力和动力，从而缓解过于集中的客户资源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此外，对于销售费用率和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分析师关注度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来说，进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加显著地为企业吸引客源，减少客户集中度。同时，相对于数字经济发展还较为落后的省份，处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进行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对大客户的依赖程度。最后，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降低客户集中度后，可以进一步提高企业市场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