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船精神”与“中国梦”论析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之源。在实现"中国梦"的新的历史征程中,我们需要呼唤"红船精神",将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饶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作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灵魂坚持走中国道路,以民族和区域文化为根基弘扬中国精神,以国家独立与进步为己任凝聚中国力量,作为"红船精神"的价值指向,为实现"中国梦"指明路径选择、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今天,进一步理解"红船精神"与"中国梦"的内在逻辑关系,依然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条件。     

中苏论战时期中共和平外交思想的历史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在确定外交政策时,以传统革命理念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守则,并兼顾国家利益至上原则,提倡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的准则。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北京与莫斯科在和平外交政策上第一次出现分歧。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苏联对中国的诸多制约,中苏之间关于和平外交政策的分歧越加难以弥合,最终中共打着"和平旗帜"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世界革命道路。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发生路径与基本图景

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存在两条路向:其一是注重主体自由的路向,其二是注重感性现实的路向。青年马克思1835-1845年哲学思想的发展可以分成三大阶段,两条路向此消彼长相互影响形成了复杂的交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解决了两条路向的内在冲突,实现了马克思哲学革命,在这一过程中实践概念实现了两条路向的综合,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石,具有浓郁的本体论色彩,实践概念与社会、历史等概念一起构成了一幅较为清晰完整的马克思新世界观图像。     

从革命到执政：中国共产党建设“三型”政党的比较

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完成了从革命向执政的历史转变,党的建设是贯穿于其中的一条主线,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即＂三型＂政党则构成了党建的主要内容。以时代背景、思维方式、党员群体、建设重点为着力点,对建设＂三型＂政党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总结党的建设经验和规律。     

“信徒”被“神”抛弃的悲剧——论陈若曦伤痕文学的独特风貌

由于亲历梦魇,遭遇过心灵浩劫,海归知识分子陈若曦写“文革”中的历史悖谬不是隔岸观火,而是深入骨髓.台湾、美国、大陆两岸三地行走的背景,使她的伤痕小说在选材和表达上呈现出与众不同的视角,展示出鲜明的陈氏风格.陈若曦怀着乌托邦的追寻与幻灭,选择起义投诚者、归国留学生、革命狂热者、台湾返陆者等角色,在荒诞中揭示时代真相,以让人颤栗的反讽手法和理性节制的叙事为我们呈现出这样的悖论：“信徒”被“神”抛弃的悲剧.     

建国后毛泽东对自己经历的回顾

建国以后毛泽东曾经常忆及自己过去的经历 ,这些回忆主要涉及六个方面 :小时候曾经迷信 ;参加革命是被逼上梁山 ;认识革命规律经历了一个过程 ;战争年代历经艰险 ;在党内多次遭到排挤和打击 ;曾被斯大林视为铁托。毛泽东对自己经历的回顾 ,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了解毛泽东其人 ,而且为我们研究中国革命的历史 ,研究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宪政与革命--试析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咨议局的政治趋向

湖北咨议局是致力于君主立宪政治的一个省级议会预备机构,然而满清王朝只把立宪作为巩固皇权的手段,不允其影响专制皇权,尚处于传统生活中的民众也不可能构成立宪政治的支持力量,因此湖北咨议局领导的宪政请愿和铁路风潮,既备受清廷压制,又遭受民众冷落,由此被迫转向革命,在武昌首义中推波助澜,将革命推向高潮.这昭示了立宪政体在中国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而湖北咨议局立场的转变固然对于巩固首义成果和发展全国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实在是无奈中的奋争.     

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三次农民浪潮

在20世纪前20年,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似乎处于被社会改革遗忘的角落。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并担当起领导革命的责任之后,中国农民大致经历了作为主力军的革命浪潮(30-40年代)、作为落后生产者的被改造浪潮(50 年代)和作为“二元经济”束缚者的解困浪潮(80年代至今)。这三次农民浪潮给了我们诸多启示,中国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益逐步得到了尊重与维护。     

张太雷研究的发展阶段与未来趋向

张太雷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文章回顾了90多年来公开发表的张太雷研究文献,综论其研究历史、现状和代表性成果,简要讨论了该研究的未来发展趋向。认为张太雷研究经历了早期的自发、20世纪80年代的自觉、90年代的突破和新世纪的繁荣4个阶段。要实现张太雷研究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进一步发掘新史料,利用新方法,建设新队伍,着力从张太雷与革命文化传承等方面加大研究力度,为当代中国提供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