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赋中的舜帝意识

屈原赋中屡次出现的对舜帝的叙述,实际上是屈子举贤授能政治理想的光辉写照,是诗人对历史传说人物的行事升华为自我认同之理念、意识的一次心灵洗礼,这种洗礼进一步化成了与自我情感相融合的根深蒂固的情结。     

刘勰、萧统大赋观之比较

多数学者在论及《文心雕龙》和《文选》的关系时,都认为前者对后者有很大影响。然而,从刘勰、萧统对大赋的态度来看,二人对有定评的大赋看法比较一致,但对未有定评的其他作品的看法并不相同。由于二人文学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差异,刘勰强调大赋的体势,重视其讽喻意义和风力,不重视没有讽喻意义的抒情之作;萧统则不太注重大赋的讽喻意义和风力,而更重视其中的抒情作品。     

阴阳五行学说与汉代骚体赋的空间建构

阴阳五行学说及其象征思维框架对汉代骚体赋的空间建构影响很大。它不仅为骚体赋提供了一种建构想象空间的可能性,而且还提供了一系列与阴阳五行学说相关联的具体可感的物象和场面,这就使得利用阴阳五行学说来建构空间世界的骚体作品如司马相如《大人赋》和张衡《思玄赋》等具有一种可与散体大赋并驾齐驱的特质。     

从《二年律令》看汉代"户赋"和"以赀征赋"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汉代不存在户税,或曰人头税按户征收。但根据发现的考古材料考证,汉代存在户赋征收制度,户赋的征收标准在汉初是按爵位分等级征收,其后随着爵制的泛滥,逐渐为以赀征赋的标准所取代。     

汉代算赋定额的探讨

对于汉代算赋数额的相关问题,学术界有较大分歧。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通过计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中记载的作为算赋用途之一的吏俸,得出简文中征收吏俸的数额与文献记载的赋钱用于吏俸的数额基本相符,可补充证得汉初算赋征收是有每算四十的定制。但这与简文记载的算赋征收总额十分不符,原因在于简文记载的正是临江国为应对战乱而预征了数年算赋的特殊情况。     

对孙楚赋作的分析

孙楚,西晋前期文士,文名颇高,但其赋作鲜少被今人提及。根据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六十,孙楚留存的赋作有十七篇,且皆是咏物短制,这篇文章将从题材扩大、篇幅皆短、好用典故、兴寄不多这四个方面分析孙楚赋作的特色,从中亦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咏物赋的一些共同特点。     

基于扎实的文献基础的学术力作——冷卫国《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评介

正赋作为中国古代韵文四大体裁(诗、词、曲、赋)之一,享有崇高的文学地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与诗、词、曲批评史的较为深入相比,赋学批评史则显得非常落后。冷卫国教授《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12月)的出版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快事。本书以系统完备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对汉魏六朝的赋学批评进行了客观而     

《神女赋》的作者归属问题探讨

对于《神女赋》的作者归属问题众说纷纭,或言张华,或言张敏,本文针对今人马鸿雁《张华集校注》将《神女赋》归入张华集而作,立足于《神女赋》之文本,重点从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两个方面着手,通过与张华、张敏诸作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将《神女赋》归于张敏著作更为妥帖。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论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遥感遥测等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于环境监管实践的程度不断加深,技术赋能已然成为当前及今后开展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成为环境法法典化的时代背景。然而,技术赋能在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的同时也挑战了现有环境法范式:一是新兴信息技术介入环境实践引发了新的不公正现象,使实体性环境正义和程序性环境正义都受到了挑战;二是环境法律规则滞后于治理需求,由于在环境法律规制场景中,以技术代码等为主的"算法程序"能够成为实然层面的"环境法律规则",会导致权利义务失衡;三是环境监管过程中大量运用新兴信息技术,可能出现数据失真、算法偏见、规制俘获等风险,影响环境监管部门在决策、监督、管理及执行等过程中的职能履行效果。随着环境法典编纂提上议程,如何权衡技术赋能的风险与收益成为亟待解决之题。由于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突破了既有环境法范式,出现环境治理场景去人工化和环境法律规制在线化现象,这意味着技术成为环境治理和环境法律规制场域的介入因素,导致环境治理实践面临社会系统和规制系统双重"脱域"之境遇。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不仅要关注环境法典编纂的篇章结构、规范体系等具体问题,也要立足环境法范式转型之时代需求,为研究环境法典的未来样态提供理论支撑。因此,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要在祛魅技术风险的同时保障治理效能,并逐渐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其一,要塑造新型环境法典理念,重构环境法与新兴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回应技术赋能对传统环境正义所带来的冲击,进而形成能被环境法共同体所接受的共有价值,实现数字环境正义;其二,要结合新兴信息技术改造环境法律规则,实现环境法律规则与技术代码的沟通,并以此为基础创新环境法律规则形式;其三,智慧型环境法典要关注风险预防,实现风险与收益相平衡,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建立智慧型环境风险防治机制,提高事前、事中及事后全流程环境风险防治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