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ach空间的笛卡儿积

结合集族的笛卡尔儿积，讨论了集族中每一集为Banach空间的情形，得到了关于Banach空间族的笛卡儿积仍为Banach空间的充要条件．     

刘禹锡与柳宗元赋体文学比较

作为中唐两位著名的文学家 ,刘禹锡和柳宗元不仅在诗歌、散文领域成就卓然 ,他们的赋体文学也应受到重视。两者的赋作具有若干共同特征 ,同时又分别在精神上和体式上呈现出不同风貌。     

唐代蜀中赋简论

全文系统而简略地叙述了唐代关于蜀地所作的赋记,引述裁析志史,对唐代蜀中赋的佳作名篇加以解构诠释,以此对于唐代文学赋章的研究作出新的探讨和论证。     

司马相如赋作对屈原楚辞的承传

司马相如作为西汉文坛重要赋家,对屈原的继承既有题材内容,又有艺术形式,更有在此基础上对辞赋创作的发展,因而也成就了其在辞赋史上不朽的价值.     

刘勰、萧统的赋学观

刘勰的文学思想是否对萧统有很大影响,现在学界存有一些争议。就赋而言,二人对已有定评的赋作看法相近,而对其余作品态度有很大不同,从中能看出二人在文学观念和审美趣味上确实存在差异。     

重论宋玉大小言赋之真伪

20世纪初 ,前辈学者开始怀疑宋玉的大小言赋 ,但是他们的怀疑证据不足 ,甚至有误解之处。重新研究大小言赋可以发现 :大小言赋是先秦俳词向文赋转化过程中的一个中介标志 ,反映了从俳词到文赋的转变痕迹 ;其作者宋玉是楚王的特殊小臣 ,既伴王左右 ,服侍君王 ,又应命作赋 ,娱乐君王 ,完全具备创作大小言赋的动机和背景条件 ;同时 ,大小言赋又与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的《唐勒赋》惊人地一致 ,具备早期文赋的各种要素。所以 ,大小言赋当为宋玉的传世真迹 ,并且是宋玉最早的文赋作品     

韩愈诗歌的审丑意识

中唐后期,韩愈继承、发展了前代文人的审丑意识,汲取了前人思想中有益的因素,适应时代的呼唤,变更了原有的审美观念,开拓出了诗歌创作中的审丑境界.他以奇崛突兀、狠重险硬的意境和创新的形式,幽默戏谑的艺术风格影响了一代审美风尚.     

先秦赋诗传统与“赋、比、兴”之义

历代对"赋比兴"的解释看似明晰却极难厘清。种种解读多有从"作诗法"论之之嫌。只有回溯到先秦赋诗传统,才能略探"赋比兴"义理的源头。在先秦政教礼仪中,"赋比兴"的原初含义并不抽象,也并不只是修辞方法,而是活生生地体现为赋诗活动的运作方式。"赋"直陈赋诗者之情志;"兴"取譬感物,将赋诗者之意与诗章结合起来;"比"因听诗观赋者对诗意与交往情景的相类解读而达成。由此出发,对"赋比兴"的思考就可以深入到天人物我之际的关系问题,以及善恶性情的政教层面。作为情志呈露方式的"赋"必须有赖"比兴"才能感发,而"比兴"之感物言志又必须通过"赋"才能成章言志。由此,赋比兴成为赋诗言志活动的三个相辅相成的环节。     

汉代颂体风貌以及颂与赋的关系

颂,本于《诗》而属于成韵之文,汉代是其发展转变的时期。汉颂在表现对象及题材内容上较先秦颂体自由宽和得多,既具祭祀神明、沟通"德性"的本体用途,又具维护汉庭统治的德化、政教功能。而且,汉颂逐渐从先秦紧密的诗、颂亲缘关系中挣脱出来,并呈显描容、叙事与述意兼具的文体特征。它与汉赋不是同体异用的关系,两者之所以出现赋颂互淆的"似赋"、"类赋"现象,除了政治文化及学术思潮等外部原因外,还与二者内在的文体矛盾相关。它们在汉代由原本诗性走向散文化的近乎合拍的衍化趋势,造成了两者界限的一度模糊。     

杨孚《异物志》之物类记述及其影响

东汉求异之风盛行,博学洽闻逐渐成为学者追求的学术目标。在此种情势下,杨孚之《异物志》成为中国古代地志中异物志著述的先河之作,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开启了汉唐间地志中异物记述的繁盛局面。同为写物作品,《异物志》体现出与东汉咏物赋不同的创作形式和手法,且对东汉以后各个历史时期的物类写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