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男女伦常失范折射的文明变局

周礼中以“男女大防”为核心理念的婚姻制度和男女伦常规范，随着周王室的分封而辐射各诸侯国。然而，与周礼相左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左传》中记载的发生在鲁、卫、晋、齐等地的大量男女违礼事件。这些违礼事件呈现出礼禁渐弛、遗俗再现与夷风侵染这三种截然有异的特征，同时折射出引发春秋时期文明变局的三大诱因：周室式微礼教失修，殷商旧俗死灰复燃与四夷交侵胡风乱华。这一系列变故互为因果，导致华夏文明在波浪式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段迂回与低伏。     

“虽本史实，并含异闻”：春秋剑中的越人精神世界——以《吴越春秋》《越绝书》与越王勾践剑为中心

作为区域性的文化符号，春秋越剑凝聚了千百年来越人深厚的人文历史与丰富的生活意涵。在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和合中，越人不断于锻打中求坚韧、于淬火中求刚劲、于磨砺中求锋利、于明灭中求华美，将自己对于生活的理解、人生的期盼灌注到以越王勾践剑为标识的精神源头之上。这一区域性的越人铸剑之路，体现着于继承中求创新、于规则处求自由、于平淡处求高明、于琐碎处求超越的形上生命追求，孕育出了千千万万个自觉为“越人”的浙江人。在迈进民族历史新时代的历程中，我们需要继续挖掘、弘扬沉潜在越王剑中的越人精神，以塑造更加富于创造性的浙江品格。     

春秋时期天观念的变化及其影响

天观念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观念。在天观念的演变中，春秋时期是一个历史关键点。在春秋以前人们先有天神、地祇、人鬼三位一体的神灵崇拜，而后有上帝决定万事万物的天命观。自春秋开始，天虽然有时也被称为上帝，但不再只是至上神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可以为人感知，具有自然属性与人的政治道德乃至情感属性的范畴，人文的因素超越上帝的地位，使至上神的天变为徒有虚名，这就开启了以人为本的天人观理论的大幕，并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皮锡瑞《春秋》“借事明义”的根基与限度

《春秋》有事与义两端，汉代公羊家认为《春秋》讬王于鲁，可谓讬义于事，而郑玄提出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方法应当是“因事见义”。讬是假借义，因是根据义，二者一虚一实，形似而实异。皮锡瑞发扬汉代公羊学的假讬义，借助宋儒分离事与义的解释框架，同时综合常州公羊学和晚清公羊学，提出折衷性质的“借事明义”,一则整合公羊学内部的非常异义，二则取代渐生歧义的“王鲁说”。在皮锡瑞之后，“借事明义”几乎成为公羊学的入门法则，但我们也有必要反思“借事明义”的解释限度，重估晚清创造的春秋学传统。     

《吴越春秋》中的诗歌辨源

<吴越春秋>中保留了大量的诗歌,这些诗歌产生于汉代或汉代以前,对研究唐诗鼎盛以前的诗歌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根据对其来源的考证,这些诗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引用前人的诗歌、改用前人的诗歌、自己创作的诗歌.总览这些诗歌,可以从中了解诗歌从先秦到汉代发展的一些特点.     

诗史传统的来源与影响——对抒情传统说的一点补充

以具体史实为本事的诗、史对应阐释方式萌芽于春秋赋《诗》,此后毛传郑笺孔疏建构了《诗经》诗史阐释体系，使之成为汉唐《诗经》学主流。这一传统是杜诗在晚唐被界定为“诗史”的观念来源，在撰述体例、考辨角度等方面影响了宋人注杜诗偏重梳理杜甫行迹与唐王朝治乱关系的阐释特点，杜诗在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与价值由此奠定。“五四”新文化的“歌谣运动”否定《诗经》的诗史阐释传统，强调《诗经》的抒情属性，启发了中国古典诗歌抒情传统说。尽管抒情说对《诗经》大部分篇章的理解更符合实际情况，《诗经》的诗史阐释多为后起追加的误读义，但诗史阐释传统在中国诗学的历史地位与实际影响已经成为事实，不容忽视。只有引入诗史“副线”作为对抒情“主线”的合理补充，才能解决抒情传统说无法解释杜诗“诗史”特点的内在矛盾。     

春秋相术与相术预言

春秋时期的相术有相面、相音色、相性格、相神情、相姿态举止、相言行等,相术将人的生理、心理特点乃至外在言行举止作为前兆,预测其命运.春秋相术预言有三种类型,即兆果预言、因果预言和不相关预言,许多有简单明确的推理.<左传>中所记载的春秋预言之所以准确率高,确有"后加"者,即春秋人事后诸葛式的传闻修补和作者根据既成史实所作的著述修补,而相术预言中的兆果预言、切中根本原因的因果预言、符合逻辑的推理预言、以社会知识经验为基础的直觉型预言,未必是"后加".非后加的预言具有很高的准确性,是基于预言者的社会知识、政治经验和智慧.     

《春秋左传注》质疑

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中双音同义词的相关注文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就这两方面问题提出不同见解,对双音同义词界定模糊的作出新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