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的由来

相传，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古时候，黄河流域一带的先民自称“华夏”，或简称“华”、“夏”。“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失华夏”。唐孔颖达疏：“华夏为中国也”。从字义上来讲，“华”字有美丽的含义，“夏”字有盛大的意义，连起来的确是个美好的词。“华夏”所指即为中原诸侯，也是汉族前身的称谓，所以“华夏”至今仍为中国的别称。     

关于中国古代都市文明的形成

金属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物以及从大型环状壕沟聚落发展到城郭都市的真正出现,才能作为中国古代都市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所以说,其形成的上限年代并不是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而应是河南安阳殷墟文化的晚期.     

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时空演变格局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2010—2019年黄河流域九省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农业生态效率，通过全局自相关莫兰指数分析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构建Tobit模型分析农业生态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省际农业生态效率差异明显。投入冗余、非期望产出冗余所带来的投入非效率，是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呈现全局空间正相关特征，局部空间集聚主要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财政支农、农业规模化、农业生产能力对于农业生态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械化、城镇化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黄河流域城市旅游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

旅游效率提升是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综合运用Super SBM DEA模型及GIS空间分析方法探究黄河流域2009—2019年旅游效率时空演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高效率区与较高效率区表现为离散分布特征，且数量提升较为明显，呈现出一定的扩散趋势，而中等效率区、较低效率区和低效率区的数量都有不同程度减少。黄河流域旅游效率区域差异及空间集聚性总体提升，上、中、下游内部差异是导致黄河流域旅游效率区域差异的直接原因。黄河流域旅游效率冷点区和热点区范围有所扩大，次热点区及次冷点区范围均波动缩小，4种区域均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一定的团块化分布态势。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的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社会经济因素对黄河流域旅游效率的影响存在较强的时空差异性。总体而言，区域经济、科技创新、旅游产业结构及政府规制对旅游效率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为推动黄河流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亟须制定动态化和差异化的区域旅游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式发展向精细化增长转型及发挥政府宏观调控职能，促进发展观念转变，探索黄河流域旅游业的多元化发展路径。     

传统与军事现代化的碰撞

陆权主义成为军事传统 在长江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区域。土地是生存的第一要素。无论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还是统一时期。战争经济性根源绝大多数与土地有关。     

“江”“河”国家战略联动促进中国南北方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

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在区域尺度上的传统界定更侧重于东中西和东北板块,中国南北方差距扩大化及相对地位前凸的发展现实,使得在区域尺度上实现中国南北方的共同富裕更具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解析中国南北方共同富裕的衍生逻辑、发展维度和评价尺度,以及阐释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两大国家战略("江""河"战略)的理论研究孤立性、现实推进割裂与联动必要性的基础上,结合"江""河"战略联动的发展维度与中国南北方共同富裕评价尺度的精准匹配,探讨了以"江""河"战略联动促进中国南北方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和发展路径。建议围绕"江""河"地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生态保护和"江""河"文化建设的协同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协同建设和产城融合协同推进、国际国内开放合作的深度协同、协同打好民生发展系统补丁、科学架构联动发展的保障体制机制等六个方面,充分发挥"江""河"战略联动在促进中国南北方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     

黄河流域城市生态福利绩效及影响因素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对黄河流域2008-2018年79个地级市城市生态福利绩效进行了测算,运用Tobit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并分类探讨影响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2008—2018年城市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不高,绩效值随时间呈波动上升趋势,流域内部各地区城市间绩效均值空间差异较大,呈现出较为独特的"中游最高、下游次之、上游最低"的分布格局.2)经济集聚、城市绿化水平对生态福利绩效值有显著促进作用,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科技投入水平对其呈显著抑制作用.3)上、中、下游城市之间以及不同级别城市之间的影响作用有所差异,科技投入水平对上游城市和普通地级市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下游城市和中心城市的影响不显著;中心城市环境规制对绩效值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于普通地级市影响不显著.据此,提出促进黄河流域城市生态福利绩效的政策建议.     

三河与中国早期王都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称“三河”,是指今天流经山西、河南境内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河东位于今山西南部，襄汾陶寺遗址早期约早出夏代一二百年，或当传说中尧、舜、禹时期，陶寺中晚期已在夏代纪年范围之内，此时正是早期国家形成阶段；河内即今太行山东南麓为古黄河所环绕的地区，历史上为商人的主要活动区域；河南指晋、豫两省黄河以南，周公在此营洛邑，即成周与王城，是周人活动的主要区域。河东、河南、河内三个区域既成相对独立区域，又以黄河相连接，为当时“天下之中”“王者所更居”之地。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更替与发展壮大都没有离开过古老的黄河流域，从这个角度看，夏、商、周三代中国早期国家的诞生不仅是黄河与黄河文化的馈赠，同时也把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发展推进到了新的阶段。黄河中下游流域龙山时代形成的文化成果为夏、商、周三代早期国家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成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始原。龙山时代之后不久，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家形态和中华民族的雏形——华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