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朝和?入职刑部年代考辨——从《疑狱集》的编纂年代说起

《宋史》所述和?入职刑部的时间与其他史料不吻合。经考察,元人在编修《宋史》过程中,将和?仕宦履历删削失当,而致记事疏漏。实际上,端拱二年和?入职刑部,到淳化元年五月除授刑部详覆官,并非传文记述返京入职之始即获此差遣。     

感恩房东老奶奶

去年,儿子驾车,与我一起去了一趟闽北山区,看望我最感恩、最难以忘怀的房东老奶奶。我是江西省核工业地质队的职工家属,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跟随在当时华东六〇八队下属分队工作的爱人四处漂泊,八方安家,辗转赣闽两省多地,在城镇和山村租房住。     

重论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附《唐令》的制定年代及意义

自《天圣令》发现以来,其制定之时仿效《唐令》是否制定于玄宗开元二十五年,研究者之间一直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这部《唐令》乃是德宗建中时期制定,又有学者认为其反应的是唐代中后期的制定,而且这三种意见均有可靠史料支撑。现在从唐代、五代和宋代官府与私家藏书书目的记载来比较分析,结合唐宋有关律令修订的记载,可以判断,宋太宗时期朝廷至少有两部制定于开元二十五年的《唐令》。一部收藏在馆阁当中,淳化三年经过校勘。一部是在当时朝廷内外官署手中,随时因事修订,作为处理部门专属事务的依据。《天圣令》制定之时仿效的正是后者。因此,《天圣令》附《唐令》的性质明了之后,对其文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就需要重新认识,而现今唐令复原的思路也将发生质的转变。     

防空洞

防空洞、防空壕 20世纪70年代初，明朝一个叫朱升的谋士突然间暴得大名，变得家喻户晓。原因是在朱元璋挑起反元大旗之时，朱某出了个主意，让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改了一下：“深挖洞，广积粮，不称王。”据说苏修要打我们，随时可能打起来，这便是对策。     

论20世纪40年代上海女作家笔下的家庭女性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众多女作家投入到新市民小说的创作中。这些女作家凭借其独特的新市民小说创作在大上海名噪一时,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且与女作家自身的生存状态及价值观念有很大关系。在她们的作品中有一类独特的女性形象——家庭女性。在女作家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下,在当时上海特殊的文化语境影响下,这些家庭女性在家庭身...     

一个古玩行家的“鬼市”记忆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京沪两地曾经各有一个古玩市场。在北京，是闻名遐迩的潘家园，而在上海，则是一条长约300米的小路，会稽路，那是民间文物交易的早期雏形。     

不与时人论短长

一、误入“红楼” 20世纪70年代初，《红楼梦》注释小组成立，日后，该小组成为“文革”期间有名的“红楼梦研究所”：当时林冠夫先生从五七干校返回全国文联不久，即被派往红楼梦校注组工作。他的学术志趣虽不在此，但从注释组这一面说，这一选择颇有眼光。林冠夫先生，则与红学就此终生结缘。     

儿时记忆中的小酒铺

我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童年的时光是在老北京的四合院里度过的。那时我家住在崇文区花市大街的关帝庙街。离我家不远的花市西口有一座崇光电影院。这个电影院坐落在花市大街的马路北边儿。在它的对面,马路南边有一间小酒铺。这间小酒铺面积不大，也就有二十多平米的样子。里面放了三四张桌子，使本就不大的小酒铺更显狭小。喝酒的客人出来进去的，有时都需要侧着身子。     

他要在,该多好

我的丈夫是在1997年3月去世的。转瞬间,他离开我15年了,我几乎没有一天忘记过他,特别是当我外出,看到成双成对的老年人时,就生出一种羡慕的思绪——他要还在,该多好。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中国科学院位于长春的一个研究所工作,我在各种政治运动中都算不上积极分子,这自然对我的前途有些影响。1958年9月,我代表单位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大跃进科     

上接“天气” 下接“地气”

晋元地块是上海市闸北区北站街道苏河湾地区最大的旧区改造基地，许多棚户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时期，这里居住空间小，每逢台风暴雨就四处漏水。北站街道蒙古居民区治保、调解干部杨根娣阿姨生在这里，嫁在这里，对周围的居民都很熟悉。自去年9月2日闸北区启动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补偿工作以来，她就下定决心，真心实意为居民做一些实事，盯住动迁这事关全局的重点工作，把力气聚到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