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基础

马克斯·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实质上是一种法律文化的比较研究 ,这和他独特的方法论基础密切相关。这种方法论基础集中在如下几点 :1 对法律概念的界定和价值中立原则 ;2 理解和因果分析方法 ;3 理想类型的建构。     

韦伯论人与社会的关系

韦伯认为人是社会存在物,是理性存在与非理性存在的统一,是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载体。在此人性论基础上,韦伯诠释了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性。这种互动性体现在:人是社会行动的主体,人通过价值观念和社会行动影响社会;社会是人存在的“场”,社会通过秩序影响人的价值观念和自由。文章认为韦伯的观点既有合理之处,也有不合理之处。     

信任问题——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的探讨

本文主要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来阐述社会信任问题,第一部分指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关键性测量指标,一个社会的信任度高低决定了它的社会资本的多少;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中国的信任问题,一些学者和社会观察家分别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论述了中国的信任问题,尤其是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及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损失;第三部分探讨社会资本和信任如何可能的问题。就笔者目前的研究进展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从社会和政府两方面双管齐下,来创造和维持社会资本和社会信任。     

兴趣与行动意义的生成：从反思实用主义看杜威的教育思想

杜威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先锋,他的教育思想左右了美国20世纪教育的走向和进程。本文试图从欧美对实用主义之反思的脉络中审视杜威的教育思想,阐释其核心观念——兴趣。杜威的兴趣观成型于他创办久负盛名的实验学校之初,这既是他后期不断返回关照的主题,也是理解他讨论个人、社会、文化与文明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它包括三个层次：兴趣与快乐的分野,兴趣与意志在个体行动中的关联,兴趣如何在最切己的日常工作中展开。阐明这些面向,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杜威在进步主义运动和实用主义传统中的核心地位,而且有助于我们思考杜威思想的原型——一个将有见识的行动而非保存某种既定文化价值视为终极兴趣的行动者,如何深刻影响现代社会的进步观念。     

中国法学实证研究客观性难题求解——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启示

以实证研究方法为特色的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日益受到关注。中国法学研究方法正处于转型之中,实证研究方法将成为法学研究的常规范式。一些学者对法学实证研究的客观性提出质疑。求解实证研究的客观性难题可以从马克斯·韦伯那里得到启发。韦伯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研究具有代表性,认为人文社会科学可以做到“价值无涉”。韦伯主张的客观性以价值关联为前提,以客观可能性为基础,以对理想类型的应用和超越为实现路径。在法学研究中,运用指向客观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具有必然性,这是由法学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以及法学对法律的批判功能决定的。法学实证研究并不排斥主流的规范研究,两者应互相补充,这也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基本立场。中国法学实证研究要实现客观性,需要兼顾证实与证伪,注重文献的积累、理解的逻辑以及实践。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目标是要在韦伯方法论基础上实现创新和超越。     

韦伯经济伦理与中国传统道德的理性化重构

韦伯的经济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理性精神 ,其实质是一种理性的功利主义。正是新教的理性经济伦理塑造了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传统道德存在诸多方面的理性缺失 ,更缺少系统的理性经济伦理思想 ,因而阻碍了中国社会的理性化和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应大力弘扬理性精神 ,建立理性的经济伦理原则     

浅谈“理性化”到“合理化”——关于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的比较分析

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理性观截然不同,他们对人类文明的命运的展现恰好背道而驰.     

政治家应该恪守什么样的道德准则--马克斯·韦伯论"克里斯玛"领袖和责任伦理

韦伯认为,现代政治的"终极的决定性价值"在于民族国家的强盛和世界权力,唯有"克里斯玛"式的领袖才能担当起使民族国家走向强盛和世界强权的的历史使命,而以对"信念价值"和"效果价值"的双重承诺为特征的"责任伦理"则是作为现代的政治家必须恪守的伦理准则.     

韦伯论中国的社会和宗教

马克斯.韦伯(M axW eber)在其引起强烈反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并验证了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假设:透过任何一项事业的表象,可以在其背后发现有一种无形的、支撑这一事业的时代精神力量,这种以社会精神气质为表现的时代精神与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在一定条件下,这种精神力量决定着这项事业的成败。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动力分析相对应的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对于中国社会和宗教所作的出色研究。韦伯的论点为:中国自秦代以来拥有统一帝国式的持久和平,人民有广泛的迁徙自由,货币经济也十分发达,远古时代就出现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理性化的经济秩序并未在这片国土上产生出来,原因在于中国特有的家产制的官僚制及其掠夺性的政治资本主义;其二是儒教和道教的精神特质阻碍了包括信任关系在内的经济理性化的发展,使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胎死中。韦伯的分析认为:受儒教和道教浸淫的中国人的独特精神气质使得制度创新和理性化丧失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的观点对我们是富有启迪的。     

马克斯·韦伯与行动理论：对新教伦理命题的考察

从行动理论视角解读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有助于对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微观基础的新解读。韦伯的论证存在三个主要问题：解释对象前后不一;价值观变动理论以缺乏证据的心理假设为前提;经验证据存在概念混淆。认识到这些问题有助于社会学家更好地构建宏观社会现象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