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之辨”与刘勰的文笔观

"文笔之辨"是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其实质是对"文"概念的界定,体现出纯化和审美化两大倾向。刘勰的文笔观是考察"文笔之辨"的一个窗口。刘勰的"文笔观"不能简单用赞成或反对来表述,可从两个层次去概括:一是赞同文笔分类论,顺从以"韵"来区分"文""笔"的观点;二是反对文笔优劣论,并不主张将"笔"剔除出"文"的范畴。学界一般认为刘勰在《总术》中论述"文笔说"时提到的"近代"指"刘宋以来",实际上包括魏晋,因此"文笔说"起点可提前至魏晋,可溯及东汉末年。"文笔之辨"的作用毋庸置疑,但也应认清其对文学发展进程造成的消极影响,刘勰的文笔观为正确认识"文笔之辨"提供了一个典范模式。     

《孔雀东南飞》英译策略对比研究

本文以《孔雀东南飞》亚瑟·韦利、许渊冲和汪榕培译本为研究对象,从"句式结构、中国文化负载词和修辞"三个方面,对三个译本的翻译进行了探讨。对比研究了韦、许、汪分别采取的归化异化策略与各自译本的表达效果,总结了归化异化策略在中国古代叙事诗翻译中的具体运用原则。     

《毛诗郑笺》君权思想发微

《毛诗郑笺》是郑玄为《毛诗》所作的一部解释性著作。在这部经注中，郑玄围绕君权思想表达了他的政治关怀。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君权的合法性问题上，他沿袭了董仲舒以来君权神授的观点，但是却以君德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革命性的一面；二是摒弃以阳尊阴卑来强化臣对君的片面服从的观念，而回归到先秦儒家的君臣以义合的君臣相对待关系，并且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涵，将之具体化、情感化与友朋化了；三是在选官任人上，他主张明王不绝弃故旧功臣及其子孙、任人不求备，这样既发挥了选官的激励功能，又强调以德为基；四是关注后宫建设，从齐家及君权的运行角度而赋予后妃权力。此类关于君权政治的系统性学说是儒家非常欠缺的。     

《新民主主义论》与周扬新文学史观的变化探微

进入1940年,周扬的新文学史观在对待旧文体、新文学的历史分期和对文学革命及主要人物的评价等方面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毛泽东的经典文献《新民主主义论》于1940年1月的发表有着直接的关系。通过研读《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前后周扬所写的有关新文学研究的文章,发现周扬新文学史观的变化与其身份的特殊性密切联系。周扬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更是中共文艺战线的主要领导者,其新文学史观此时已经带有一定的政治烙印。研究周扬这时期文学中被后人忽视的细微差别,有助于准确把握周扬逐渐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阐释者的过程。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准备工作”的含义、作用及适用

国际(常设)法院对"准备工作"的态度经历了由排斥到逐步接纳的过程;DSB强调其适当作用。第31条到第32条本身需要澄清。"准备工作"问题包括其含义、范围、作用和适用等:"准备工作"无强制性;其范围乃条约的成立史,包括与条约谈判、缔结相关的所有书面资料和仅作为例外而使用的口头资料;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真实性、完整性和可得性,但缺乏证据价值;其存在局限性,包括资料的浩繁性、矛盾性、缺失性、含糊性、自利性与失灵性等。不同内容和来源的"准备工作"材料价值、意义相异,解释者应依《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持谨慎态度并严格审查,以识别其相关性。WTO案例将"准备工作"效力及于后加入国家;单方来源的准备资料在一定条件下具有相关性。     

《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传》的宗教史价值

文章对蒙文版《察哈尔格西·罗桑楚臣传》中所载内容进行梳理,主要从寺院建立、寺院教育、寺院经济与管理、佛事活动等4个方面进行分析,试图说明该《传》在蒙古族佛教史、藏传佛教史、蒙藏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