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个人信息犯罪比较研究

中英个人信息犯罪的差异表现在诸多方面。立法模式上，英国采罪群模式，《2018数据保护法案》共规定了13个罪名，可分为四大罪群；我国采单一罪名模式，《刑法》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统一规制买卖、提供与非法获取个人信息的行为。定罪模式上，英国检察官与ICO均有权起诉，警告是案件分流的重要措施；我国以司法解释细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追诉标准，“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犯罪构成上，两国在个人信息的定义、犯罪主体、行为方式、主观过错上存在异同。刑事责任上，英国只配置了罚金刑，我国配置了自由刑和罚金刑。未来，个人信息犯罪将围绕具体的个人信息权利、义务不断完善。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否定论

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提议主要立足于三个命题:“犯罪低龄化”现象严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是解决“低龄犯罪人”问题的应然手段,低龄未成年人已具备相当的辨认、控制能力。通过对实证数据与相关论据的收集分析,前两个命题得到证伪,第三个命题无法证明,由此可以否定降低刑事责任年龄观点的合理性依据。从我国历史与近代刑事责任年龄设定的发展历程来看,调整年龄节点的主张从未停止,援用的理由相差无几,经历过多次变动与论证后延续至今,具备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实践的合理性与稳定性。从我国的义务教育设置与年龄之间的对应关系出发,刑事责任年龄确定的基准点应以义务教育的结束为合理节点,采取“从高到低”的刑事责任年龄设定逻辑。综合上述理由,兼顾少年司法“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刑事政策导向,最终得出当前的刑事责任年龄设置合理,不需降低的结论。     

改革开放40年中国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学理论阐释

改革开放40年来,青少年犯罪受到社会学学科的持续关注,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学理论阐释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学者主要从社会控制理论、社会失范理论、社会化理论、社会互动理论、亚文化理论、社会解组理论、社会冲突理论、社会系统理论等理论视野出发,对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及防治路径进行了深刻的理论解读,为青少年犯罪研究的深入发展与规范前行提供学理支撑和研究准备。未来青少年犯罪的社会学理论阐释将朝着坚持理论自觉、理论整合、西方理论与本土理论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力求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剖析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影响与防治路径。     

我国亲告罪追诉模式之困境及其重构——以网络诽谤案件的证据收集问题为切入点

网络诽谤犯罪属于《刑法》规定的亲告罪类型，此类案件中被害人的证据收集能力受到较大制约，导致其面临“自诉困境”。对此问题，不论是亲告罪的选择性公诉化，还是公权力适当介入证据收集过程的处理路径均存在不足。《刑法修正案(九)》针对网络侮辱、诽谤犯罪的证据收集问题作出新规定，但是无法扩张适用于所有亲告罪类型。亲告罪的自诉困境凸显出我国对亲告罪确立的单纯自诉制追诉模式存在显著缺陷：不利于对被害人的平等保护，以及混淆告诉权和举证责任。重构亲告罪追诉模式的前提是对刑事法中的“告诉”进行重新解释，使其本质回归为诉讼条件，与证明责任“解绑”。在模式选择上，应确立混合告诉制的追诉模式，被害人提起告诉后，可以自主选择适用自诉程序还是公诉程序。     

预防青少年犯罪:香港经验及其启示

青少年犯罪是当今全球城市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香港社会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做法包括强化专职机构建设、构建多元综合服务网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推行新高中学制、实施警司警讯计划、开展禁毒教育和服务等。国内其他城市和地区为了有效防范青少年犯罪,应该加强专业机构建设、综合服务体系建构、以家庭为主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依法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等工作。     

财产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之必要

"非法占有"是对他人财产权利的全面侵害。在财产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 "具有排除加利用意思,是区别于犯罪故意的主观性超过要素,与故意、客观违法要素共同构成取得型财产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意思表示具有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影响刑罚的机能,其产生时间不仅成为民刑规制非法占有的分界,也关系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的认定。非法占有目的不要说只是从客观方面区分相关罪名以至区分目的难以实现。     

从生理心理学角度看犯罪

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但本质上是自然人。而人无论实施何种行为都是由其大脑控制的。世界上没有两个人完全相同,其行为也相应地会有或多或少的差异,因此,笔者认为犯罪行为与犯罪分子自身的心理和生理的特殊性存在紧密的联系。具体表现为:犯罪分子心理和生理的特殊性是其实施犯罪行为的部分原因,而其犯罪行为是其心理和生理的特殊性的外在表现。本文旨在从生理心理学角度研究犯罪,通过联系相关理论方法分析其内在联系,寻求预防、惩罚犯罪的有效方法。     

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探究--对《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网络犯罪规定的思考

网络犯罪是打破常规的传统犯罪形态,随着时代异化经历从无到有过程的犯罪化产物。其以独立于现实空间之外的网络空间为载体,兼具独特的虚拟性和广泛传播性,使犯罪手段和形式愈加复杂化,极大地增加了防控的难度。当下,针对网络犯罪现象的常态化发展趋势,《刑法修正案(九)》中新增及修正了关于网络犯罪的内容规定,通过扩大犯罪主体与行为方式进一步维护网络公共安全和加强公民信息保护意识。刑法运用犯罪化的方式对网络犯罪加以规制,在实现预防效用上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规制与适用的衔接问题,仍需进行恰当的调整。     

宪法上人格尊严与民法上人格尊严的相异与交互

宪法上人格尊严的内涵是一个长期令人困扰的难题，尤其表征在理论与实务中宪法上人格尊严与民法上人格尊严存在混淆与错位的图景。当务之急是对二者间的相异与交互做系统的梳理与阐释，以厘清各自的适用范围与边界。就二者间的相对独立性来说，主要体现在功能性差异、法律的形成余地以及宪法不能成为私法裁判的直接依据上。而基本权利的客观法属性以及人格尊严话语体系的特殊性又使二者的交互成为可能。民法上人格尊严的认定要素对宪法上人格尊严的界定具有积极含义，并为人格尊严内涵的理解搭建起了基础框架，宪法上人格尊严的本质应认定为一般人格权。借由宪法规范与民法规范动态的循环解释使宪法的价值贯穿于部门法之中，由此实现宪法上人格尊严与民法上人格尊严的良性互动。     

资本质量、企业税负与经济提质增效的路径研究——基于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视角

将资本质量指数引入资本积累过程,构建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并以陕西经济为例,校准相关参数,比较了中性技术冲击和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对宏观经济影响机制的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消费和工资对中性技术冲击的响应是正向的,对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的响应是负向的。与中性技术冲击相比,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对降低资本租金率的效应显现得更早。第二,受消费的跨期选择以及劳动供给增加的推动,资本体现式技术冲击对产出呈现出显著的增长效应。第三,与单一的减税政策相比,减税政策与强化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政策的耦合效应显著降低了投资的瞬时波动,促使消费水平更快地回到新的稳态,并稳定税收和产出的波动。最后,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