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沌中的强悍与超脱——《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形象分析

《第九个寡妇》是旅美作家严歌苓于2006年推出的一部新作，作品塑造了一个独特的女性形象——王葡萄。王葡萄将矛盾的个性——强悍与超脱很好地统一起来，这个性于她又是笼罩在混沌之中的，是融为一体的。她的强悍分为无忧无惧和泼辣好斗，她的超脱分为对政治、传统道德的超脱和对个人利害的超脱。王葡萄这一形象虽不乏戏剧化和理想化色彩，但她的存在自有其深厚的生活基础和现实依据。这一形象体现了作者在跨越中西视野下对理想女性或理想人性的思考。     

追寻“身份”的寄居者

美籍华文作家严歌苓在《小姨多鹤》和《寄居者》这两部小说里塑造了三种境遇完全不同的寄居者形象。通过这些生动的个体,严歌苓对寄居者的身份获得了新的感悟:没有国土的寄居者并不是真正的寄居者,没有信仰的寄居者才是永远的、彻底的寄居者。     

把历史还给民间——评严歌苓小说《床畔》

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始终贯穿着她对于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当代史的关注,其新作《床畔》也不例外。但与之前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作家改变了以往与历史"正面冲突"的写作策略,她仅将"文革"这一历史事件作为一种文化注脚隐藏于故事背后,历史得以从主流的宏大叙事框架中滑脱出来。而伴随着政治史和经济史的后退,个体的生命景象却得到了彰显。论文分析了作家历史取材和审美倾向的转变,认为严歌苓更加注重与民间话语的平等对话,有意加重了历史小说的民间意味。但与此同时,其创作也表现出用日常化、简单化的历史取代历史复杂性的缺憾。     

“革命理想”祭坛下的牺牲——严歌苓《雌性的草地》解读

在大众的眼中,理想是美好的、高尚的,可是中国文革语境下的"理想"在与民族集体的强大震慑力合而为一之后却变成了压抑人性欲望的"假理想"。为了正视并反思这一切,严歌苓再现了当年川西草原上"铁姑娘牧马班"的生活,挖掘出这理想作为"他者"对姑娘们的压迫,展现了一幅亦悲亦壮的残酷场景。     

《扶桑》中的他者化华人形象与自塑形象

严歌苓的小说《扶桑》既从19世纪美国社会的群体层面和克里斯的个体层面展示了西方话语中的他者化华人形象,又从扶桑代表的阴性和大勇代表的阳性两个方面全面构建出民族的自塑形象,以两种形象的并置实现了后者对前者的解构.严歌苓试图通过反转东/西、弱/强的既定模式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形成对抗,却因为仍然沿用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使文本中对东方主义的抵制没有获得令人满意的成效.     

“心理疾病”的借喻与“他者”的拯救之旅——严歌苓小说《人寰》解读

严歌苓的小说《人寰》改名《心理医生在吗？》重新出版,这一重新命名传达了丰富的文化信息。它表明该小说不仅是一个关于“病的隐喻”的文本,也是海外华人作家关于文化身份建构的实验文本。小说呈现了严歌苓作为海外华人作家向“他者”寻求文化“疗救”的努力和思考,并试图从“言语一权力”关系中透视历史深处,这正是小说的深刻之处。     

从互文性看张翎与严歌苓之叙事特征与意义

在华文写作传统与准备条件上一直稍逊于美华文学的加华文学,此前创作大都处于"留学生文学"强大的基调与影响下,现在因为有了张翎为代表的突围式的、异军突起式的叙事表现,不仅表征加华文学近期叙事的突破指向与刻度,使之拥有可与美华文学相媲美的叙事品格与艺术格调,而最重要的是,以张翎叙事的独特性,可以与严歌苓新历史主义叙事特征构成互文式的呼应、阐发与补充,它无疑丰富、丰满了北美华文文学的叙事视野、内涵与手法,增加了作家表现生活与自我的深度、广度与厚度.     

严歌苓笔下的悲剧女性形象浅析

文章从男性权威和政治强权这两个社会背景之下,简要论述了严歌苓女性文学作品中的悲剧性女性形象。     

创伤经验与男性形象——试论严歌苓小说中“缺陷性”男性形象的成因

严歌苓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带"缺陷性"的男性形象,他们懦弱、自私、缺乏责任、不敢担当,是女性拯救和保护的对象。这类男性形象的反复出现,是与作家内心深处的创伤经验有密切联系的,实际上表达了作家对男性世界的不信任。     

“全球”视野与“中国故事”——严歌苓小说的全球性主题与叙事探索

作为一个新移民作家,移民海外而有了世界性视野后,严歌苓将华文小说创作的主题从异域婚恋、成功人生故事和文化对比拓展到了移民、族裔、人类现代化实践、广泛的全球化思想的新向度。其小说创作的主要贡献在于:1)走向世界的创作主体,在书写"中国故事"时具有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2)以移民议题、人类性相与性别议题等为主,展现了丰富的全球性主题和多元主义文化思想;3)从女性主义叙事原则出发,在叙事手法创新和叙事声音的选择上做了诸多有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