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的科技观及形成原由

民国时期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近代的关键时期,以"学"为"道"是这一时期科技观的核心。本文从科学技术的泛政治化、工具化和功利化倾向以及科学技术体制化的形成等三个方面对民国时期科技观的形成原由进行了初步探讨。     

1935年《中华民国刑法》对中国传统法的继承

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法》,依据世界各国最新刑法学说和立法体例制定的同时,对中国家族本位的法律精神与法律制度进行改造并加以继承。近年来的"刑法修正案"与司法解释,显示出刑事立法与司法的一些内容有向传统回归的表现。回顾1935年的《中华民国刑法》对中国传统法的继承,分析近代刑法继承中国传统法的特点与学理,固有传统法制在近代的转换或许可以留给我们诸多的启示。     

民国史研究

主持人语中华民国史研究近年来成为历史学门类中有目共睹的显学。抚今追昔,该学科领域由开拓者寥寥,洵至研治者影从,最终演成蔚为壮观的民国史研究大军。据说近代史研究大军中,十居七八为民国史研究者,如果考虑到庞大的硕士生、博士生群体,该比例或不止于此。揣测其故,或不止一端。要言之,文献易寻,资料易读,师长易伴,殆不出此数端。然学问之事,究不可以人数论之,尤不可以"人多力量大"自娱自乐。其中,偏狭之     

民国初年康有为的政治理念及政体构想——兼与梁启超、孙中山作比较

民国初年，康有为针对时局变动提出了自己的政体构想，先是有“虚君共和”的政治主张，继而有总统制的宪法设计。二者形异质同，但均遵循着同样的政治原则或价值理念，即对权威的崇拜和对重建权威的诉求。近代中国重视权威并非只有康氏一人，梁启超、孙中山对权威也较为看重，但在建立什么样的权威体制以及遵循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上则各有不同。康有重建权威体制的种种努力遭到失败，但给人们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