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经济现代化成功启动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现代化实现了成功启动。其成功启动,离不开对百余年中国现代化史的科学总结,离不开对旧有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离不开对旧的国际战略格局的超越,同时也离不开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深刻影响。正确总结其原因,对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意义。     

党员为社区做什么

“一名党员一面旗,党员先锋在社区”,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荷叶街社区党支部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方面走出了创新的路子,取得了可喜的成效。电话连百心荷叶街辖区有党委、总支、支部共36个,党员1572名,其中社区党支部管理的党员71名。在党建工作中,党支部对100余名党员和党组     

知识经济与人的现代化的实现

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核心 ,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 ,首先要实现人的现代化。知识经济条件下 ,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人的现代化意义进一步凸显。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培育与知识经济和现代化相适应的全面发展的人 ,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关键。     

中国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观的探索和确立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基本思想，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和发展目标模式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确立了社会全面进步、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观，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再生的必要性在于它与现代社会的不适应性。再生的可能性有其内在根据和外在根据。内在根据是传统文化的开放性和自我批判、自我更新能力；外在根据是中国和世界的现在和未来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中西文化的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讨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人学的具体分析对比中，可以发现，中西文化具有异质性和互补性，融和吸收西方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再生的必要条件。在中国传统文化再生的方法和途径上，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辩证分析方法；从宏观着眼，推进中国文化的整体现代化，着重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文化研究中的国粹主义、中体西用、文化保守主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简单认同主义都是不正确的方法和态度。     

桂林税苑一枝春——记桂林地税秀峰分局

初春的桂林,乍暖还寒,斜风细雨中,一两点桃红在枝头绽放, 透露出春的气息。走进桂林地税秀峰分局,一阵暖风扑面而来,宽敞明亮的办税大厅,现代化的办税窗口,整齐划一的电脑设备,具备专业素质的办税人员带着真诚的笑容为纳税人服务……春雨丝丝入扣, 秀峰分局的优质服务更是显露关怀之情。     

从"小康"到"和谐社会"--兼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创新

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最为宏伟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已得到初步实现。在此基础上,奋发有为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又提出了“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这一发展过程,是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选择,是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我党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质资源的创造性运用,体现了党执政理念的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民法现代化社会化发展对民事主体范围的影响及其规制——兼从法哲学的视角观察

民法的现代化、社会化是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影响民法现代化的因素主要是经济的因素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政治的因素对民法的现代化几乎不起什么作用。民法的社会化趋势并没有使民法背离个人自由主义的基础,民法仍然是私法。民法的现代化、社会化使民法主体范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但这种扩大并非是无限的,因为民法的规范性质、人性基础及民法上的人格概念等具有限定性机能,从而决定了权利主体的范围只能在“人”的范围内展开,因此死者、未来人和珍稀动物等均不能视为权利主体。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研究思路的转型

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范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型,即由八十年代的以启蒙主义作为价值准则的"现代化"到九十年代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文学现代性"。这一转型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更趋多元化,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揭示现代文学中一度"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现代性"话语的遮蔽性,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一定要考虑到它发生的特殊语境、历史进程的具体性和文学文本所呈现的复杂、多样甚至悖论性的"现代性"内涵。     

抗战时期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兼论二者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影响

抗战时期，毛泽东坚持将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有机结合，坚持将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相结合。而蒋介石则推行集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保守主义的守旧性和爱国主义的进步性于一身的民族主义。民族独立是两种民族主义的共性，也是两党合作的基础。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不同特点却分别对战后中国政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蒋介石虽然利用了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却忽略或回避了对民众利益的关注。在民族敌人消退后，蒋介石民族主义剥夺民众自由、权利的一面与已经启动的民族独立、民主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从而遭到大众背弃。而中国共产党则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成功地将众阶层纳入了统一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日后政权的确立准备了深厚的民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