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控的量化和义率设想的一些思考

社会调控机制是国家利益协调的重要手段，在完善调控职能，改进调控方法上，本文提出了建立基于统计学的量化机制的新思路，并进行了初步探讨，分析社会调控的意义，认为调控、和谐、天道、中庸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社会调控是国家义利观的体现，并且应随时代大局和社会发展阶段变化相适应，提出义率为国家调控量纲的设想观点。     

《庄子·天下》与中国古代学术史

《庄子·天下》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意义久被学者们所认识,但诸如:《庄子.天下》对道术体性的真正期望何在?其在论列旧法世传之史、邹鲁六经及百家之学时,其背后的学术内涵是什么?其对百家之学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原因何在?所有这一切最终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有何等影响?这些问题至今似仍罕为学者所尽数参透,因而有必要再予诠衡论析,考订评量。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政教制度实践对社会文化的辐射、影响之大,必须予以充分关注。     

赋对《诗经》雅、颂之绍续——《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与“歌诗”类分新论

"分类"反映出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程度与认识标准,是看待事物的视角与态度,理解事物的深度与广度。一代有一代之思潮,刘向、刘歆、班固当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类辑"歌诗"与"赋"必定是胸有伦次,本文以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与《两都赋序》为基础,比次条理,管括机要,本根推原,再与先秦《诗经》风、雅、颂分类参互考寻,爬梳剔抉,远览深思,探究《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歌诗"与"赋"分类之立意发想,最后证得班固《汉志·诗赋略》关于"歌诗"、"赋"之类分判准,并不在于传播方式之"歌"或"不歌而诵",也不在于"文艺形式"之铺陈、铺排、铺张扬厉或铺彩摛文,而是对于古圣王典制之追摹;"歌诗"远绍古圣王采诗以观风俗,知得失之政治典制,是承继《诗经》"国风"编定之理念;"赋"远绍古圣王,公卿列士献诗讽谏以补察时政之典制,或美或刺,是承继《诗经》"雅""颂"编定之精神,此亦班固所以言"赋者,古诗之流也"之核心义涵。     

浅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及改善策略

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管理思想的体现，是企业管理的重申之重。本文从人力资源管理重要地位出发，阐述了我国人力资源管理在配置，投资，体系上存在的不足，并且提出了具体的改善措施。     

《助字辨略》与《经传释词》虚词研究比较简

刘淇的《助字辨略》在我国虚词研究史上第一次对虚词进行了完整的分类，并提出虚字以表“性情”论。《经传释词》是又一部专门研究虚词的著作，其体例严谨，论断精审，向来为学术界所称道。作为清代虚词研究的代表，两书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两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两种角度的研究特点和所达到的目标。     

小议梁实秋译莎目的下的“中庸”——因时而“中”

作为20世纪上半叶新文学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之一,梁实秋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并接受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不管是其文学创作还是翻译都庶几"中庸之道"。本文通过梁翻译莎士比亚的目的来讨论其中庸思想,特别是因时而"中"的精神内涵。     

《六书略》反切的来源问题

《六书略》音注来源问题关系到对其语音性质的判断,是进行音系研究的基础.在统计、比较《六书略》反切的基础上,认为《六书略》音注来源于多种韵书,包括来源于《类篇》,但《类篇》不是其唯一来源     

黄丕烈藏书题跋辑本校误举例

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藏书题跋于版本学、目录学等方面有很大价值,清潘祖荫、缪荃孙等人都曾搜集黄丕烈的藏书题跋,编纂成书。通过对部分黄氏手书题跋与诸家辑本的校勘,可发现后人在转抄过程中出现的讹、脱、倒、衍等问题,其中不少异文涉及是非问题。在诸家辑本基础上对黄氏藏书题跋的重新纂集校录,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完整精善的本子。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