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汉语语篇学的基础和原则

"语篇"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特定概念源于印欧语,是建立在有丰富形态变化的屈折语基础之上的。而单向、单维、定向线性的屈折意识,天然地控制着人们在言语表达时追求与语句变化统一性的努力,其推进言语表述上的逻辑顺序为内在抽象语义与外在形式结构关联并置,从而造成逻辑严谨、确认性强等特点。而汉语则以形音义为一体的立体多维结构,从而形成汉语社群的人们在言语表达时注重整体和谐,语篇的题旨情趣与客观规律要一致,而外在的言语表达则应与题旨情境相协调,国人的这种空间思维逻辑具有多维、多向、形象与抽象相结合的思维特征,诱导出以"心"为轴的聚敛表征,完全异于西语的必须凭借外在形式来完成内在语义连贯,一切都围绕题旨来转。汉语语篇学必须立足于异质语言观来展开,考察汉语语篇研究的历史渊源,摸索构建现代汉语语篇语言学的途径。     

从广谱哲学的科技文化观看建筑设计思想

广谱哲学从新的视角揭示了科学、技术、文化的本质特征,统一地解释了它们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学观、技术观和文化观。分析和研究它们与建筑设计思想的联系,将为建筑设计思想的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依据和方法。     

论胡适的几种文化心态

胡适在小的时候受到私塾教育的影响形成"无神论"的思想,在少年时期正好处于严复、梁启超引进西方文化的时期,青年时期获得留美的名额更是亲身感受到了西方文化快速的发展,这使他拥有开放的文化心态;世界的紧密结合使得世界各地的文化也相互交流起来,这使他获得世界主义的文化心态;由于中华文明的不断延续使一些人沉迷于传统而不求其变,留学美国的胡适能够看到西方文化的先进之处而产生自责主义的文化心态。     

浅谈中西诗歌功用理论的差异

为了维护各自的奴隶制度,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功用理论。虽然他们的生活背景差异很大,但对诗歌的这一要求却惊人的相似。功用理论虽然名称相同,但在内涵、诗歌内容和艺术的关系、文学观念、地位和作用方面却有不同。这些差异性的对比研究对中西诗歌研究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探讨有着重要意义。     

东西文化观与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以日本“另类”启蒙思想家中村敬宇为考察中心

作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的“另类”代表人物，中村敬宇对儒学和西学均有深厚的造诣。通过自身的深入体察和研究，中村敬宇概括出“敬天爱人”的观念，认为这种观念构成了东西方文化的思想要素和精神实质，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成为他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其东西文化观的特色之所在。在此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中村敬宇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弘扬，相继发表《支那不可侮论》《汉学不可废论》等文，批驳当时日本片面追慕西方文化而全盘否定儒家文化的言论思想。与此同时，他与王韬、黄遵宪等晚清中国文人、学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探讨彼此关注的问题，其代表性著作、译作也经由梁启超等人的引介而传入晚清中国，形成了近代中日文化、思想的双向交流。考察中村敬宇的东西文化观及其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当下我国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的合理因素及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以增进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对于在多元文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兴盛的当代国际大背景下坚持和倡导彼此尊重、相互理解的开放、平等、包容的原则也不无启示。     

“中西之争”的全球史呈像

从全球视野看,当下的热门话题"中西之争",其实是更长历史、更大范围的"东西之争"的一个构成部分。在巨观历史的视野中,只有东西之争,没有南北之争。东西之争在不同时期聚焦不同,但贯穿文明社会以还的长时段历史。"东西之争"因此与全球史的历史演进完全重合。从全球史角度看,东西之争的历史成像依次为波斯与古希腊争战、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社会对阵、东欧与西欧较量、中国与西方竞争。目前的中西之争已经从此前的虚像变为实像,由中国问题变成全球问题。但这一呈像的近景必须在由远及近的全球史进程中才能呈现全幅图景。从东方视角看待中西之争,中国能否在竞争中战而胜之,促使人们从东西之争的规范视角、更高站位寻求答案。     

近年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概述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呈现出多维度、多层次的发展模式。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以跨文明和变异学为核心的比较文学新理论,直接推动比较文学科学理论建设。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独树一帜。面对中国文论“失语”困境,学者们提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文论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出路。比较文学实践研究渐渐摆脱传统“X＋Y”式的肤浅比较,走上跨学科、跨文明、变异学研究。对前人学术的传承与发展,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史和比较文学学术史意义重大。     

论李约瑟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从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之影响的视角来比较中西哲学的异同,是李约瑟解决“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问题的思路之一。他通过把道家、墨家和名家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中国科学史的最大悲剧是道家的自然洞见未能与墨家的逻辑相结合的观点;通过把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作比较,提出了儒家只注重研究“事”而不注重研究“物”,因而阻碍了科学发展的观点;通过把“中国科学哲学的三大基本理论”（五行说、阴阳说、《易经》思想体系）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易经》思想体系对于科学发展“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的观点。他既从中国融入世界历史进步潮流之需要的角度,指出了反思中世纪传统观念的必要性;又从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思想高度,肯定了中国哲学的有机自然主义和伦理精神所具有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辜鸿铭中国文化重建的思想理路

辜鸿铬是一个学贯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中国文化的近代危机是以儒学的危机为内因,以西学西教的传入为外因而展开的.辜鸿铭以其道德文明现对中西文明进行了多角度、多方面的比较,以与当时的西化思湖相抗衡,突显中华文明的独特价值,认为中国文化中包含着可以治疗西方现代化社会弊病的良方,只有中国文明才能力挽西方文明于既倒.辜鸿铭不是顽固守旧人物,他重建中国文化的思路是以中国文明为主体,整合西方文明,中西融合,探索人类文明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