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背景下家庭户生态需求模型及实证检验

推进绿色发展,践行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生态需求是绿色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家庭户的生态需求,以消费者偏好理论为基础,构建以家庭户为基本单位的效用最大化模型,推导出生态需求函数,在此基础上运用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探讨生态需求的各种影响因素,以期对家庭户的生态行为有更深入的观察。理论模型表明,收入水平和基本消费品的价格都是影响生态需求的重要因素。若政府对生态产品和服务征收从价税,会抑制家庭的生态需求,导致家庭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减少。利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一步实证检验了收入水平对生态需求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个体对生态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也会随之增加。为了结果的稳健性,从因变量的度量方式和估计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检验,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     

领导愤怒表达对下属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综述

传统观点认为,领导消极情绪往往会对下属的情绪、行为和工作产出等产生负面影响。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在适当的情况下,领导愤怒会对下属产生积极影响。领导愤怒会通过影响下属情绪产生作用,还可能通过下属的认知推理对下属产生影响。领导个体层面、下属个体差异及触发愤怒的原因、任务类型等变量,都会调节领导愤怒对下属产生的影响。未来可以对领导愤怒的前因进行专门研究,以及考虑情境因素对领导愤怒作用机制的影响,对比研究领导愤怒影响的长期结果和短期结果是否不同等。     

垃圾焚烧厂的经济补偿问题

垃圾焚烧厂周边环境动态监控体系的建立，综合考虑空气、噪声、废渣等多种污染因素，利用高斯公式建立关于污染物浓度的模型，得到总体环境质量等级；居民风险承担经济补偿方案的设计，利用环境污染等级划分补偿区域，综合量化人口密度、区域面积、居民年收入水平、污染等级等因素，采用J型的变权函数和综合评分法得到各区域的经济补偿分配情况；从各污染物浓度偏离均值的程度来判断设备故障的发生，在大量数据的整理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环境警报系统，并依托于居民环境风险承担保险对居民进行经济补偿。     

汇率货币模型的非线性协整关系检验——基于深度GRU神经网络

本文采用深度门控循环单元（GRU）神经网络探讨三种汇率货币模型（弹性价格、前瞻性和实际利率差模型）的非线性协整关系。GRU技术在深度学习中具有智能记忆、自主学习和强逼近能力等优点。为此，本文运用该技术对6组典型浮动汇率制国别数据进行了非线性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汇率与宏观经济基本面之间存在非线性协整关系，从而说明了货币模型在非线性条件下的有效性，以及先进的深度学习工具在检验经济理论中的优势。     

超固定生产要素视角下的地方特色产业升级研究--以广西制糖业为例

基于2009-2013年广西制糖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对广西甘蔗制糖业的技术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并进一步分析广西甘蔗制糖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广西甘蔗制糖业遭受被迫放开的市场的冲击，其技术效率呈下降趋势，生物技术和节能技术等外部技术因素对效率呈正相关，而企业管理水平等内生技术因素对效率呈负相关。因此，广西制糖企业产业升级的途径在于寻求新技术，并建立新的基础设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为什么是对的?——以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互镜”比较为视域

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才是对的,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搁置在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却在历史上属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互镜"比较才是科学的。中华民族之所以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在于,它能以和谐方式实现现代化、能够实现制度安排理性、能及时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中华民族的迅速崛起,这既是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主要原因,也是中华民族道路自信根本之所在。     

跨文化意识研究

跨文化意识作为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且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但是国内对于跨文化意识的研究仍然处于较为散乱的状态。为了对跨文化意识形成一个更为准确的理解和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从跨文化意识的概念解析、模型构建和培养策略方面进行探究。文章分析认为跨文化意识应该定义为个人对影响人们思维和行为的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从此定义出发建立了一个动静结合的模型以阐明其内涵;最后明确了跨文化意识培养的目标、途径和基本原则。     

保护性价值观及其两分类结构模型研究

保护性价值观是心理学研究者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心理学研究主要关注个体行为和反应,研究的整合性往往存在不足,因此在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实证研究方法所无法解决的矛盾,需要将保护性价值观的研究回归哲学层面,探讨这些观念产生的根源及其关系和联系。保护性价值观的两分类结构模型,包括底线价值观和不可数量价值观,在外显观念和行为上均表现出保护性,但其内在心理机制却完全不同,其对保护性价值观研究中出现的绝对性弱化和非伦理道德内容等困境以及保护性价值观的动态性给出了较有力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