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乡土诗到《原野》：书生写作的回归与突破

吴昕孺是一位实力派诗人,也是“好诗主义”的提倡者、践行者之一。他的长诗《原野》堪称长篇巨制,既走出了新乡土诗派的阴影,又避免了掉入当前粗陋化写作的陷阱,且能别开生面,以现代性突进作为书写技法和叙述方向。吴昕孺以自己独立、清醒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以自己的探索和坚守,形成了一种颇具个性化的“书生写作”现象。     

关于袁昶的几个问题

在对袁昶存留文献系统掌握的基础上,解决四个袁昶研究中的问题。一是袁昶的字号与室名。袁昶的一生字号与室名很多,以字号室名寄意,表现其宗奉道家与佛家的思想特点;二是袁昶诗集的名称、编排与品评。袁昶从光绪初就开始编辑自己的诗文集,他一边创作,增加体量;一边听取同道文友对自己诗文的品评建议,修改诗作,在诗学上获得提升,调整编排体例,光绪十五年开始刊刻,十六年年初有了第一个版本。广泛吸取文友们的意见,同年又有了第二版本。此后仍然在修正,光绪二十年又产生了第三个版本。诗集的名称最初命名为《骈枝集》,最后定稿为《渐西村人初集》与《安般簃集》。三是概述袁昶的日记。袁昶日记历时近三十年,篇幅较大,是庚子乱后由其后人抄录而成的,也有他人录出的片段,由于辨识上有一定难度,从未刊行。笔者在标校其全部日记的基础上梳理其版本源流、体例与内容。四是从其日记中辑出集外佚诗。     

三境诗英译的境界降位

三境诗在审美价值建构上存在差异:物境诗以美、情境诗以情、理境诗以真为其审美价值建构核心。译者如果不能正确辨别原诗境界,英译时就会产生境界降位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情境译为物境,理境译为物境,理境译为情境。文章对降位的原因作出了分析:三境诗追求含蓄内敛、实中藏虚的审美效果,故多使用具有多义性、模糊性、文化性的意象语言,以及隐喻、象征、暗示、典故等修辞手段,三者都会造成对原诗境界的遮蔽,进而造成英译境界降位。      

宋朝信武殿所在地辨——兼与陈子彬、齐敬之先生商榷

《和国信张宗益少卿过潭州朝拜信武殿》是苏颂《前使辽诗》的一首。陈子彬注文说,潭州是今日之长沙,汉朝功臣靳歙庙是信武殿。但是辽国是宋朝北部邻邦,北宋使臣赴辽不可能经过潭州,更不可能去朝拜那里的靳歙庙。这与常理有违。并且,按照习惯,靳歙庙应该建在江陵,即今日之荆州,潭州就没有靳歙庙,更不会有信武殿。另从《宋朝事实》《宋会要辑稿》《开州志》等历史文献及原诗内容分析,《和国信张宗益少卿过潭州朝拜信武殿》,是一首对"澶渊之盟"的颂歌,而"澶渊之盟"就签订于澶州。信武殿是宋仁宗于皇祐五年(1053年),为纪念其父真宗在景德元年(1004年)御驾亲征到澶州,战胜契丹,与之订立"澶渊之盟"的历史功绩,下诏建立于澶州的。因此,原诗题名中潭州实为澶州之误。     

论刑事立法公众参与的限度

近年来刑法修订引发的社会公众参与热情不断升温,刑事立法的公众参与对于提升立法公信力、促进刑事法治的良性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刑事立法中公众参与不是要求立法者一味依从民意冲动立法,因为谁能代表社会公众的命题尚需解答。社会公众对刑事立法的参与反映了其对刑事法律的期待,但是,这种期待能否转换为法律则需要立法者以高度的理性来面对,必须考虑这种期待是否符合刑法原理、制度设计以及立法技术等因素。刑事立法的专业化、精英化与民意表达的大众化存在着紧张关系,应当维护立法权威,加强刑事立法的体系化,刑事立法公众参与应当具有一定限度。1     

新时期诗歌对政治的加法和减法——政治与诗歌的互相介入

新时期现代派诗歌为了抵制政治对诗歌的介入,重新回到真实的语言而减去诗歌中的政治因素,走向"纯诗",但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何在保持现代主义技巧的同时又介入政治和社会,写出好的"杂诗",前苏联和东欧的经验值得反思.     

禅诗与禅思——论僧诗的范围、分类及审美取向

僧人所作之诗即为僧诗,然其外延受作者、惯例、体式、内容等因素影响,变得十分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僧诗依据内容性质可分为世俗诗、劝诫诗、禅悦诗、颂古诗四类。与世俗文人诗相比,僧诗具有独特的审美取向,其质量好坏与作者的宗教修为程度有关,其诗风以平淡清空为主,其创作过程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表达方式也极为自由。二者大体分属于两大诗学系统。     

中国古代诗脉流延的集群考索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中国古今产生世界性影响并为中华民族提供丰富滋养的一系列作品时,特别标出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这一脉相连的六类诗系作品的集群。此中的每一集群都是时代历史的诗体形式与内容的集群,广集作家群体,深具表现特征,最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诗意贯穿与绵远流延,每一集群对其当代与后世都是文化艺术的审美营养素与发展的推动力,在今天亦复如是。每一诗群的历史与文本均存在各自的特点,领略其独有意义,以见诗性文化的本体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