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前期乡村干部思想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农村建党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结束后,中国农村经济形态通过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不仅是所有制形式的重大变更,更是农民在思想层面对社会主义的调适过程。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首先是针对乡村中的关键群体——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的思想改造。土地改革结束后开展的农村建党,借助在建党训练班和互助合作运动中吸收党员、建立支部并积极发挥作用的方式,在思想层面对入党积极分子和乡村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思想的率先转变为此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与西南地区保密工作建设

学习、研究邓小平主政西南时的保密工作思想和保密工作建设,不仅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而且对当代中国的保密工作建设具有启迪意义。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保密工作情况基本上都是"形势不容乐观"。邓小平主政西南时,西南地区加强保密工作、健全和完善保密制度及法规的实践,丰富了邓小平的保密工作思想,改变了西南地区保密形势严峻的基本状况,保证了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事业建设比较顺利地进行,为新中国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为保持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的纯洁性,增强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传统乡村文化觉醒者的价值选择--论20世纪初乡土小说中知识者的"乡村批判"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土小说作家,既带着乡村文化的气息,又烙着都市文化的印记.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回望故乡,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着乡村中国,发现它的落后与野蛮,并探寻着其历史和文化根由.随着他们对西方科学、民主思想的接受,加之部分作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这些乡土小说也传达出了现代知识者对改造乡村中国"贫"与"病"状的方式选择.     

乾隆间湖南禁毁书考

清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下诏编纂<四库全书>,湖南先贤著述收入全书者共40种,收入存目者共103种.乾隆此举之用意在于"寓禁于征",由于乾隆的严厉督促,各级官府的宁枉勿纵,造成大量先人及时人著述被销毁.     

为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尽心尽力——改革开放初期在广东工作的黄静波同志小记

黄静波同志于1978年至1982年,受党中央的重托,和习仲勋、杨尚昆同志一起来广东工作。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党组副书记、副省长兼秘书长。当时,我在广东省经济委员会办公室任副主任,分管秘书、机要、信访、接待和调查研究等工作。那时,省委习仲勋书记和黄静波副省长的许多批示都转给我们省经委党组书记、主任王焕同志办理,我常常参与、协同王焕同志办理。     

一篙打倒一船人

爱出夸张之词,好为惊人之语,向为自大文人通病,他们下结论、发宏义时,往往不讲逻辑、理性,不分青红皂白,一篙打倒一船人。民国初期,很有一批文化名人热衷批判国人劣根性。胡适的《差不多先生》,讽刺国人做事马马虎虎;鲁迅的《阿Q正传》,批判了精神胜利法,＂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李宗吾的《厚黑学》,揭批了脸皮厚心肠黑的流氓哲学;傅斯年的《中国狗和中国人》,更是痛斥国人缺乏责任心,＂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的＂。     

乾隆朝灾赈类型考论

乾隆朝是我国古代赈济灾民政策措施的集大成者.乾隆即位后,用了近5年的时间,完成了对赈济类型的确定这一灾赈的关键问题,在清代首次实现了有例可循和有法可依,真正做到了将历史继承与适时创新相结合.针对灾后不同时段内灾民的不同窘况和需求,在中国荒政史上第一次确定了抚恤口米、抚恤、急赈、大赈和展赈等多种灾赈名目,使灾赈类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有利于及时、有效地拯灾民于困厄,也为后世灾赈相关事宜提供了有益范式.     

民国初期北京社会教育述论

民国初期,在政府主导下,北京社会教育逐渐兴起。政府的主要举措有:明确社会教育性质及提出实施社会教育规划,成立管理通俗教育的相关机构,明确通俗教育的教育经费,采取措施保障通俗教育顺利进行等。当时,北京社会教育活动的开展主要是通过学校式社教机构和社会式社教机构来完成的。学校式社教机构包括公众补习学校、露天学校、贫儿半日学校和注音字母传习所;社会式社教机构主要有通俗教育讲演所、阅报处、图书馆和公园。这些社会教育机构开展的各种社教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北京普通市民的智识水平,改变了北京市民的生活方式,丰富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乾隆后期清水教案考

清水教是乾隆后期出现的一个民间秘密教门,在清代秘密社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术界对于清水教的研究多着墨于乾隆三十七年爆发的山东王伦清水教起义.通过对清廷镇压清水教的王中、刘省过教案,吴克己教案,王伦清水教起义案,以及直隶大名府段文经杀官劫狱案这些教案的梳理,可以勾勒出清水教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     

北京大学校园内植树碑考证

在北京大学未名湖旁有两块植树碑,一块是清朝乾隆皇帝丁未年（1788）所立,一块是民国十一年（1922）燕京大学教育系壬戌班所立,本文对这两块碑的碑文进行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