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回眸:“五四”双重气质再寻绎——以文艺复兴与文化启蒙两大谱系为主体的“运动”解析

回首百年"五四",需从其"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双重气质说起。置于历史时代背景之下,从"文艺"和"启蒙"双重维度审视新文化运动的起伏、颉颃、变奏,可以清晰把握其"来龙"与"去脉"。以"文学"作为共执的支点,胡适"改良"的谦和、不确定性与陈独秀"革命"之坚定无比、彻底决绝正是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气质的根本差异。"问题与主义"之争、"自由与解放"之争、"提高与普及"之争等都是胡适与陈独秀等《新青年》同仁对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不同拣择与流布,是"复兴"与"运动"的分理。最终在中国语境下,新一代知识分子纷纷从书斋中走出,与工农大众为伍,"运动"以强劲态势压倒"复兴"。从双重气质到单一气质,由复调到单调,"五四"经历了由乐章到华章之血与火的历练。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交锋——以《新青年》为中心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很多社会思潮有过思想交锋,其中与无政府主义的交锋影响深远.以《新青年》为中心,通过梳理《新青年》文本上关于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介绍,阐述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交锋的核心内容与经过,可以揭示这一交锋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大意义.     

读《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1919—1924年,杜威等五位外国名哲来华讲学,实为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讲学在促进思想深化的同时,也推动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第一,对当时中国兴起的反省现代性的思潮起到了助力的作用,更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拓展了中国思想界的维度空间,扩充了二者内部的张力。第二,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可以最终走向"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也与其在思想层面上的蜕变是离不开的,它明显地刻上了名哲,尤其是杜威和罗素来华讲学的烙印。至于泰戈尔讲学受到了中共的抵制,罗素和杜威受到了中国思想界的影响,将自己的观点和学说进行修正,则体现了中国思想界与名哲讲学之间的互动。     

从日记体、书信体小说看五四时代的一种写作伦理

五四时期作家纷纷选择书信体与日记体这一小说体载,看重的是它在真实袒露创作主体隐秘的内心世界,表达创作主体主观情感方面的潜能.它使作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文学的虚构性,以类似于真实日记或书信写作的状态进入小说创作过程.当时的第一人称叙事小说在摆脱了日记与书信最直观的外在形式之后,仍然具有强烈的表现性,把小说的叙述引向创作主体自身.即使在使用第三人称时,一些作家不仅仍然写着关于自己的故事,而且仍然固执地寻找着用第一人称表达的机会."新文学"的读者,则希望透过文学作品看到作家真实的心灵世界,寻找情感与思想的共鸣.以作家真诚而又真实的自我面对读者作为五四时代一种独特的小说写作伦理,体现出的是一种建立在现代公民平等人格交往基础上的新的启蒙境界.     

《国学》该举什么旗

<国学>杂志与近年来的"国学"热潮中,有重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一面,却也有一种尊孔的倾向.他们在强调东西文化差别的同时,往往混淆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根本性区别;因而否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近百年来中国的种种进步和伟大成就,不曾举什么尊孔的旗帜,而是举民主科学的旗帜,举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胜利;这也是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