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历之五行卦候推算及其文化背景

五行卦候推算是中国古代历法中特有的一项内容.基于中国古代历法中五行卦候的设置及其推算方法,从文化史的角度可以探讨中国古代历法中载入五行卦候的文化背景.古代历法具有更加广泛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用.历法是古代王权的一种象征,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思想对历法的制定影响颇深,五行卦候载入历法是历法在古代社会中进一步发挥作用的表现.     

论帛书《五行》篇的“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

《孟子》有"见而知之"与"闻而知之"说,但语焉不详。早于《孟子》的帛书《五行》对"知"、"之"以及见知与闻知的结果——智、圣进行了全面的界说。"闻而知之"的"之"指"君子道","见而知之"的"之"指"贤人"及贤人之德。"知之"的"知"包括心知与践行,心知强调内心的体验与积极思考,在帛书《五行》中即为"思"。践行是在心知基础上的实践。智、圣既是实践主体认知领悟的能力,又是实践主体经由见知、闻知而形成的德行境界,它们还是天人到德善的转折点,是五行与四行的关键。     

人生“五行”

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教授在大学礼堂里给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上最后一堂课。教授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很著名．”教授在黑板上按照由低层到高层的顺序写下了五行小标题：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感情上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论五行学说之成立

五行学说之成立是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五行学说成立的标志是五行与阴阳思想相融合,亦即成功解决"五行"与"四时"相配的问题。数十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条进路:王梦鸥发掘的"四时"五分以配"五行"虽然理论上精致,不过难以付诸实践,终归湮灭;庞朴抉发的"尚土说"影响较大,可惜完全基于对史料的误解;只有徐复观之说在逻辑与文献两方面都较为合理,且两者配合无间,是以可信。     

五行—五脏的配属过程

五行与五脏的配属经过了一个从哲学到医学的转变过程。就哲学而言,则经过了从古文经学到今文经学的演变：木、火、土、金、水五行,古文经学分别配以脾。肺、心、肝、肾,今文经学分别配以肝、心、脾、肺、肾。就医学而言,又经过了从《内经》前医学到《内经》医学的演变。汉初马王堆医学帛书已有了五行痕迹,汉文帝时名医淳于意已开始运用五行分析病证,有了五行一五脏配属的苗头,但均还没有五行与五脏的系统配属。《黄帝内经》系统地记载了医学五行一五脏学说,其配法与个文经学配法相同,体现了五时一五脏观念。     

中国文化中的五德——泛道德主义的文化透视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道德教化,具有泛道德主义的倾向,即一切的评判标准基于道德.以道德相尚,道德就无处不在.五德的广泛应用,是中国文化中泛道德主义倾向的典型例证.     

先秦时期“月令方帝系统”的建构

中国古代先秦"月令方帝系统"的建构,经历了由朴素的"农夫之时"向缜密的"王官之制"的发展过程。以"四时"为经,以"五方"为纬,该系统构建起了一个涵盖自然物候、王官政令、祭祀礼仪等方面的"秩序时空",对我国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法律法规、礼仪制度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探究该系统的运作模式及其层累的构建过程,可以为我们理解古人的思维方法和精神世界提供新的视角。     

五行与古代中日职官服色

中国上古从自然现象总结出来的“五行”和“阴阳”思想 ,随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对职官制度和官员的舆服制度产生重要影响。其中 ,官员服色制度自秦汉到隋唐发展成型 ,成为规定政治秩序和官吏身份的象征 ,并对从氏族垄断政治向中央集权体制转变中的日本造成深刻影响 ,衍生出日本特色的官员冠服制度     

《孟子》与思孟五行说

简帛《五行篇》的出土,给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孟子的千古之谜提供了答案。荀子所谓的思孟五行应是仁义礼智圣,而不是如后人猜测的仁义礼智信或金木水火土。通过对《孟子》的解读,发现“五行”的具体所指及《五行篇》与子思、孟子学说的关系,就可以佐证上述观点。